我开始接触《青年》报是在军营环境的最初几天。《青年》不是分配到我们单位的报纸，所以想读其他类型的人得去图书馆。
我开始注意到，和战友一起去图书馆时读《青年》。当我的朋友们对“四方寻友”、“村后竹篱”或与学生生活、士兵生活相关的内容感兴趣时，我却注意到了《青年》上的教育、青年节奏、读者…栏目，因为它们的多角度报道和反映。
尽管在那个阶段，《青年》的出版期数和普及程度还有限，但报纸的内容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那种印象就是对读者的尊重和关怀，以及报纸制作中的开放风格和思维，或者是《青年》明确自己“客户”是谁的定位。
离开军营后，我成为了胡志明市一所大学的学生。从那时起，《青年》成为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像是一种缘分，我开始转向写文章。
本着“听、看、写”的精神，每当有什么经历时，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描述。在军营环境中，每周一都要升旗，但作为学生，学习快一年了却没有升旗，所以我写了文章“大学生每周一升旗”。
那时，互联网刚刚在越南出现，我还没有电脑，不知道打字，所以必须手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然后邮寄出去。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在寄出几天后就被刊登了，不久后我收到了稿费。当宿舍的租金是每人每月40,000越南盾，学生餐从3,000到5,000越南盾时，那篇文章的140,000越南盾稿费既帮我解决了一些事情，也是我写文章的“推动力”和动力。
我开始寻找各种主题，研究资料并深入实际写文章。每次这样，我都会在纸上写草稿，反复修改，然后邮寄到当时位于胡志明市第3区161 Lý Chính Thắng的《青年》报社，等待。
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我有条件参与、深入各种团体进行研究，这也正是帮助我写文章的材料。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和一些学新闻的朋友开始骑自行车四处实地考察，深入实际写文章。
有一次，深夜时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旧Gò Vấp区Nguyễn Kiệm路的集体宿舍厕所里有一个吸毒者因药物休克死亡。到达现场时，我看到警察还在工作，当人们把尸体带走时，天也快亮了。
另一次，当有关于旧Tân Bình区一起由一名青少年领导的抢劫、强奸案件的信息时，我又骑自行车到区警察局请求信息。当区警察告诉我罪犯的名字已经被转移到Chí Hòa监狱时，我又继续骑自行车上去请求见面。
每次这样骑自行车去了解，有时幸运地遇到了需要见的人，也有很多次没有，但我也没有气馁。
每年学习，每次为孩子们开家长会时，我注意到很多与教育孩子相关的问题，所以我写了关于通过自愿捐款在学校中乱收费的文章，或者文章“震惊于100%的比例”提到了班级中100%的学生都是优秀、良好，都获得了奖状。
通过各种不同的资料，与心理-教育领域、家庭或关于卖淫、毒品、青少年犯罪…相关的文章开始以不同的笔名出现在《青年》的各种出版物上。
不知道是否是编辑部的有意为之，但我仍然感到幸福，因为能够为我喜爱的报纸贡献一点点，当我写的一些文章后来成为《青年》上论坛的主题时。
例如，大学生每周一升旗、学校中的乱收费、限制粗暴行为…等问题被《青年》重新提起，成为许多读者参与的论坛。
我曾经在《青年》组织的关于读者做报纸问题的座谈会上开玩笑说：“做报纸就是能吃、能说、能打包带走”。
确实，《青年》支付的稿费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帮助我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帮助我在学习道路上更加坚定。
当我成为家长时，关于教育孩子、婚姻家庭的文章也出现在了《青年》上。
后来，当我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时，我仍然写文章寄给《青年》，有什么新问题我又写信向编辑部提出建议并写文章。
其中，我提出并得到编辑部批准，派记者一起深入“洞穴”和关于男性卖淫的系列文章正是我之前参与的一个研究机构主持的关于卖淫研究的“实际产品”。
现在，我没有太多时间像以前那样深入实际、收集信息写文章，但每天的“精神食粮”仍然是《青年》。
每次打开电脑、手机，第一件事就是上《青年》网站阅读、更新信息，然后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一直把《青年》视为动力，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编译：李程 越南中文社；审校：Fang；来源：Tuoi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