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部正在征求授予阮氏萍劳动英雄称号的意见，她是前国家副主席、前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
阮氏萍原名阮氏珠沙，1927年出生于广南省一个爱国传统家庭。她的母亲是爱国者潘周桢的次女，父亲是抗法勤王运动义兵的第十子，曾在西南部省份担任测绘官员。
在回忆录中，她讲述自己出生在农村，从小了解农活，会钓鱼捕虾。当父亲被调往柬埔寨工作时，全家同行，住在金边米歇尔大道的木屋里。母亲常讲述外祖父和20世纪初维新运动的故事，尽管从未见过外祖父，小珠沙很早就被培养出对人民和家乡的热爱。
珠沙就读于西索瓦中学——柬埔寨最大的法国公务员子女中学。有一次课间休息，她听到几个法国学生谈论家里的佣人都是“安南人小偷”，珠沙愤怒地用书包打了同学。
当母亲重病返回西贡治疗时，珠沙希望高中毕业后申请医学院，成为医生为穷人治病。母亲去世后，父亲对长女珠沙寄予厚望。她学习较好，尤其是数学，曾做过家教，在几所学校教数学。
珠沙喜欢听舒伯特、舒曼等的抒情音乐，喜欢体育，尤其是篮球。她也学习缝纫和烹饪，想成为“工、容、言、行”的女性。1945年3月日本在印度支那政变后，珠沙一家返回越南，高中毕业考试被迫推迟。
忠贞的爱情
“情感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部分”，阮氏萍曾坦言。在柬埔寨时，父亲在测绘机构工作，指导一些来自河内的实习生，他们曾毕业于工科大学桥梁系。其中有一个叫丁康的年轻人热爱体育，乒乓球、排球、篮球都打得很好。
在篮球场上相遇，他们的感情萌芽。但父亲显得谨慎，因为不了解年轻人的家庭，希望女儿学有所成。
抗法战争爆发，她返回西贡参加越盟。1946年中，两人在潘周桢庙相遇。康先生在阮氏萍家住了几个月后前往河内。临走前，他说：“我必须去北方参加越盟军队，那里有很多朋友。南方情况复杂，难以知道做什么”。两人分手，约定早日重逢。
但整整9年，阮氏萍只收到康先生写在皱巴巴小纸片上的几个字：“祝你和家人安全健康”。她很高兴知道爱人还活着，在工兵部门工作。远距离恋爱，又在战争背景下，许多人劝她考虑，她自忖如果有人比康先生更爱她才会考虑。
抗法战争胜利，阮氏萍集结到北方，重逢爱人。1954年底，两人匆忙结婚，因为下个月她必须返回西贡活动。从此，尽管经常因工作分离，但两人之间的情谊帮助她站稳脚跟，完成任务。夫妇育有一子一女。“我是幸福的人，嫁给了所爱的人，那也是初恋”，阮氏萍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前往巴黎谈判前，阮氏萍打电话让丈夫从北江工兵学校回来见面。当她不知所措时，丈夫鼓励说“你有事要做，放心去吧，孩子们有我照顾”。
阮氏萍夫妇曾有一个“简单而热切的愿望”，退休后花更多时间互相照顾，一起旅行。但1989年，丈夫去世。“这个痛苦对我来说是无穷的”，她倾诉道。
巴黎的‘和平使者’
1961年，阮氏萍参加统一委员会，负责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民间外交活动，1968年7月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巴黎会议——世界上历时近5年的最长谈判。
1968年11月2日14时，阮氏萍抵达巴黎，身穿深粉色奥黛，披灰色大衣，围黑色带花围巾。在400名记者面前，她首次发言，阐述阵线的正义立场和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善意。记者们表示好感，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娇小、和善的女性，说话有理有据，来自战火纷飞的土地。
1968年11月27日预备会议后，1969年1月25日，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四方会议正式开始。阮氏萍担任阵线代表团副团长。整整四年，每周四，阮氏萍和两个越南代表团都会到克莱伯会议中心谈判。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成立，阮氏萍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同时接替陈宝剑担任巴黎谈判代表团团长。“接到任命部长的消息，我确实不认为是喜讯，而是觉得任务会更重”，她讲述。从此，她作为“和平使者”的角色更加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准备克莱伯的会议，阮氏萍花很多时间接触媒体。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接待一两家电视台或法国、美国、英国、日本报纸的记者，回答非常犀利。有一次西方记者问“越南南方是否有北越军队？”，她回答：“越南民族是一个整体，北越和南越的越南人都有义务战斗反抗侵略”。
1971年，阮氏萍率领的代表团提出7点计划，其中美国必须撤出所有军队并释放战俘；西贡政府辞职，让位给新政府，准备与临时革命政府商讨建立民族和解政府。
阮氏萍代表团宣布解放区占南越四分之三，但实际战场主力部队遇到困难。美国和西贡军队到处轰炸，甚至西贡郊区。因此当被问及此事，她回答：“美国轰炸的地方正是我们的解放区。否则美国为什么要轰炸？”
当南越战场日益紧张时，巴黎会议桌上仍是“聋子对话”，各方提出各自观点和立场。1972年初，她接到指示提出两点声明：美国撤军和在南越建立包括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府和第三方在内的三方民族和解政府。
1972年底美国动用B52轰炸机轰炸河内时，阮氏萍返回河内，探望被毁的钦天街和疏散在兴安镇的两个小孩。1973年1月21日，返回巴黎后，阮氏萍立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只有一个越南，只有一个越南民族，临时革命政府是南方人民的代表”。
“阮氏萍女士身穿越南传统绿色花纹丝绸奥黛，看起来非常舒适。有时阮氏萍女士微笑使面容更加灿烂，回答记者清晰有条理，让人感觉站在一位充满魄力和自信的贵妇面前”，法新社描述。
四年坚持斗争，1973年1月23日，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巴黎协定草签，四天后正式签署。1973年1月27日正式签署日，阮氏萍代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作为四方之一签署了32份协定文件。
“在历史性的巴黎协定文件上签字时，我无比激动……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从南到北的同胞和战士无限感激，他们接受一切牺牲，勇敢战斗才有了今天的巨大胜利”，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国家副主席帮助许多囚犯减刑
国家统一后，阮氏萍曾任11年教育部长、5年党中央对外部副部长，兼国会对外委员会主任。
1992年初，当她在胡志明市时，总书记杜梅来访，告知政治局打算任命她为下届国家副主席。当时她已65岁，超过退休年龄规定，所以拒绝。但她想“我做也是为了国家，没有其他目的”，所以同意接受任务。从此，在两届国家副主席任期内，她为国家做出许多贡献，尤其是在外交和司法领域。
曾代表参加法语国家共同体高级会议，会见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她提出为什么将越南放在优先贸易关系的第四类国家？之后，法国总统叫来助手说“需要立即将越南归入第三类国家”。
1994年，阮氏萍访问一些非洲国家，回程遇见世界粮食组织（FAO）主席雅克·迪乌夫，于是讨论了世界粮食状况。各方提出帮助非洲生产粮食的倡议，越南派遣专家，FAO提供大部分资助。想法已成功实施。
上世纪90年代初，舆论抱怨司法活动。1995年，阮氏萍被派往检查一些地方，之后向国家主席报告现状并提出一系列司法改革解决方案。许多具体问题由阮氏萍建议解决。
当到公安部河内监狱时，她遇见一个被判处死刑但关押超过6年未执行的年轻人，因为被告和家属喊冤、上诉，法院多次审理未果。她建议如果证据不足不能重判，则暂时降低刑罚，让被告在普通囚犯条件下生活，减轻严酷。
到胡志明市，她下到古芝县监狱，看到许多妇女因赌博被捕，其中许多是小贩，有小孩，所以与地方商议只警告处罚后释放她们。
每次到监狱，阮氏萍常找最年长或最年轻的人、妇女、高学历者了解犯罪原因。到春木监狱，她遇见一个关押近5年的男子，曾去苏联研究生物物理，但回国负责企业时亏损，所以被判罪。她建议特赦委员会审查此案，之后该男子获特赦。
2002年7月，阮氏萍结束第二届国家副主席任期。
退休后，阮氏萍仍忙于越南儿童保护基金会主席；科瓦列夫斯卡娅奖基金会、潘周桢文化基金会主席。2003年4月，她参与成立越南和平与发展基金会，近一年后担任越南橙剂受害者协会名誉主席。她出现在许多国内外科学论坛和研讨会上，发言关于和平、教育发展、不幸儿童、妇女平权等。
在2023年巴黎协定签署50周年纪念仪式上，前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索科罗·戈梅斯·科埃略回忆：“阮氏萍当时被视为我们女性的象征之一。娇小，在越南传统奥黛中端庄，但在参加记者会时非常坚定”。
亚欧人民论坛和平与安全领域负责人、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科拉松·瓦尔迪兹·法布罗斯曾分享：“哦，阮氏萍女士，一位出色的越南女性，勇敢的人。在我们那个时代，她是我們想学习的榜样之一”。
（编译：Jon 越南中文社；审校：Ken；来源：VNEx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