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经济面临决定性发展门槛

然而，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传统的增长动力正逐渐触及天花板。因此，第十四次党代会不仅被期待设定增长目标，更要确立经济跨越“发展门槛”进入新时代的路径。

经济规模增长数十倍

与《青年报》分享时，原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国会代表武文显教授博士认为，第六次党代会的革新决定开启了历史转折点。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融入和体制改革，为数十年的持续增长创造了动力。越南的经济规模相比革新初期增长了数十倍。

到2025年，人均收入已接近5000美元，使越南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发生剧烈转变。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从超过40%降至不足15%，而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增长的两大支柱。越南从粮食短缺国家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

显先生认为，国际经济融合是突出的亮点。2025年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9000亿美元，是1990年代初的数百倍。越南已签署并实施多项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截至2023年，注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对工业增长和出口贡献巨大。

经济成就带来了明显的社会进步。贫困率大幅下降，从1990年代初的超过50%降至近年多维贫困标准下的约1%。居民平均寿命从约62岁提高到74岁以上。越南被国际社会评价为过去几十年中减贫最快、最可持续的国家之一。

当成就也成为限制

除了这些巨大成就，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在全球化、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越南正面临许多新挑战。直面增长结构，分析人士还指出许多迹象表明经济正接近一个新的“发展门槛”。

据原总理经济咨询小组成员、富布赖特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武成自英博士表示，依赖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在初期帮助越南加速，但已显现极限迹象。经济增长率最高在1995年达到9.5%，此后持续下降，每十年约下降1个百分点。

当生产率增长停滞且人口开始老龄化时，旧的增长动力逐渐枯竭。二十年前，劳动力每年增长约2%，如今仅约0.5%，并趋向负增长。缺乏年轻劳动力，经济必须提高生产率以弥补，才能维持高增长势头。因此，提高生产率是新时代增长模式的最大课题。

英先生认为，如果不迅速转变模式，越南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未富先老”。如果不根本改变当前发展模式，经济将“沉溺于东南亚模式”——增长不差，但停滞在中等水平，而非达到东北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最大的风险：改革迟缓将使我们错失突破机会，难以实现到2045年成为发达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因此，第十四次党代会不仅是回顾过去历程的时刻，更是越南为未来做出决定性发展选择的机遇。跨越“发展门槛”将要求对体制、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源质量进行足够有力的改革。这不仅是专家的期望，也是企业界和全社会的期待。

第十四次党代会与跨越“发展门槛”的期望

正是在此背景下，第十四次党代会被视为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是为了总结成就，更是为了确立新阶段的发展方向。

据武成自英博士表示，如果越南想转向基于质量而非数量的增长模式，全面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要达到繁荣，国家能力必须进化以跟上市场和全球竞争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需要维持国家权力与市场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国家必须有能力和足够强大以维持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但也必须接受社会监督以避免权力滥用。

同时，需要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私营部门为主要动力，并建设国家发展能力，拥有专业、透明、负责任的公务员体系。

必须改革法律和国家治理以保护财产权、确保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最后，必须解放并升级国家教育体系，以适应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抱负。

从企业角度看，Dony服装生产有限公司经理范光英先生认为，中小企业最需要的是一个清晰、可预测的法律环境，其中法律在各级、各地得到统一执行。

建筑、科技行业的许多其他企业期望第十四次党代会对下一阶段的增长模式选择有更清晰的阐述。同时，协调发展各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被视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条件。当企业除了银行贷款外有更多长期融资渠道时，他们将有条件更多投资于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

继续体制改革

武文显教授博士认为，尽管已有许多改革，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仍未真正完善。法律重叠、行政程序繁琐、国家管理能力不均仍是发展的障碍。提高治理效率、透明化和反腐败需要继续加强。

疏通核心瓶颈

据武成自英博士表示，目前存在一个核心瓶颈：大多数越南企业规模太小、资源缺乏、联系薄弱，难以在供应链中攀升至高附加值环节。

当前政策将所有类型企业混为一谈，使得“小舢板”难以依附于国家、国内私营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大船”出海。实际上，中小企业只有与大型企业连接，逐步攀登价值阶梯，才能成长，正如台湾许多中小企业成功发展的方式。

为克服此问题，英先生认为，国家必须消除障碍，并大力改革营商环境，使其透明、公平、稳定，以帮助企业安心扩大投资。

胡志明市的龙头作用和区域辐射效应日益明显

回顾2021-2025年阶段，可以看出胡志明市及南部动力都市区的发展图景尽管受到疫情和全球波动的严重影响，但仍呈现许多积极色彩。

第一，宏观经济基础保持稳固，体现在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计划、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强、出口维持高规模，市场因利用自由贸易协定而日益多样化。

第二，龙头作用和区域辐射效应日益明显。胡志明市保持经济-金融和创新中心地位。平阳省（旧）确认是高科技工业增长极。巴地-头顿省（旧）以基于工业、港口和旅游的发展模式崛起。

第三，体制和治理的突破被视为重要亮点。实施第98号修正决议以及都市政府模式、行政改革、数字化转型，扩大了胡志明市的主动空间，改善了投资环境和治理质量。

最后，我高度评价经济-社会-国防-安全-外交协调发展的方法，其中人、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安全被置于中心位置。这正是该都市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不仅更快，而且更可持续、更有深度。

“钻头”公共投资

从金融研究角度看，其他专家同样认为货币政策正在“触及天花板”完全有实际依据。

国家银行目前正在解决一个极其困难的“不可能三角”问题：既要保持低利率以支持增长，又要在美元压力下稳定汇率，还要在不良贷款有增加趋势时确保系统安全。

实际上，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几乎已枯竭，如果强行深度降低，容易导致“流动性陷阱”风险——资金不流入生产而转向黄金或外汇等资产投机，引发宏观不稳定。

2025-2026年阶段将是“微调”而非“大规模扩张”的时期。当货币政策已尽“救火”职责并触及效率极限时，我们需要将角色转向财政政策。此时公共投资必须扮演主要“钻头”角色，以打破僵局，为社会资本创造诱导效应。

在当前阶段过度期望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增长，可能是一剂过量的药物，对通货膨胀和国家金融系统稳定造成长期后果。

摆脱廉价劳动力模式

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8.5%的目标在越南正跨越新“发展门槛”的背景下意义重大。因为当基于廉价劳动力和规模扩张的增长空间逐渐枯竭时，提高生产率不再是选择，而是维持增长速度的生存条件。

从一家房地产科技企业的角度看，这一指标清晰反映一个趋势：未来劳动力不再以数量定义，而是以每位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定义。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投资于技术、自动化并提高员工技能，而非仅依赖廉价劳动力。

我认为，8.5%的生产率目标也提出了对体制和人力资源的并行要求。国家需要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而企业必须主动重构商业模式，投资于人和技术。只有当生产率因劳动质量和技术的提高而增长时，增长才真正可持续。

（编译：Ivy 越南网；审校：Suki；来源：越南中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