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底的一个早晨，三岐（旧广南）寒冷而阴沉。艳被母亲——阮氏凤（现年67岁）——用由数百块补丁拼接而成的毯子包裹着，抱到上村“还给内家”。当时21岁的母亲不敢把孩子留在家里，因为舅舅已经多次威胁：“你让邻居议论，现在不扔掉它我就杀了你们母女俩。”
她忍受着邻居们所有的鄙视目光，忍受着在沙堆上分娩后抱着满身是血、脐带拖曳的婴儿走半公里到卫生站，忍受着被孩子的父亲背叛。她只希望孩子能活下去。
那天晚上，年轻的母亲因乳汁淤积、想念和心疼孩子而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她决定去要回孩子，然后去岘港找工作，不再回村。在路上，她突然听到“像蝉鸣一样微弱，但一会儿就停了”的声音。“咦，蝉怎么会在地上？”，她自问着走过去，拨开灌木丛，那条亲手缝制的补丁毯子出现了。
抱起孩子，母亲将胀痛的乳汁挤进婴儿嘴里。过了很久，婴儿才苏醒，挥舞着小手。她看着孩子的眼睛，两个黑眼珠已经完全变白。瞳孔不再转动。
“孩子的眼睛太嫩了。我哭到瞳孔都爆裂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盲人的命运”，艳（现年44岁）讲述道。
克服了充满不幸的童年，艳学完了高中，毕业于国家音乐学院（河内），成为有潜力的歌手，获得多项奖项认可。但这些成就也不足以让她超越社会“潜藏的偏见之墙”。
根据越南盲人协会2022年的统计，全国约200万视障人士中，只有13,000名盲人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大多数人以制作牙签、竹筷、按摩、制作扫帚，或卖彩票、乞讨为生。和他们一样，艳收起所有文凭，以按摩为生，并等待断断续续的慈善活动。
音乐才华只能成为闲暇时的娱乐，不足以养活两个孩子和处于癌症晚期的年迈母亲。
四岁时，母亲带艳回到外婆家。得知外孙女失明，外婆决心用尽一切方法挽救她的眼睛。只要听说哪里“有师傅有法术”，她就带外孙女去。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祖孙俩穿着拖鞋步行数十公里。有一次，外婆借了一辆自行车载艳去看病，小女孩打瞌睡，脚卡进车轮，半只脚掌血肉模糊。
“去得太多，连做梦都梦见外婆带我去看眼睛”，艳讲述道。直到后来，医生确认瞳孔已爆裂无法挽救，外婆才作罢。
确定孩子终身失明，母亲决定守寡抚养，但“再自己生一个，以后好照顾姐姐”。艳5岁时，凤又生了第二个女儿。
在茅草土墙的房子里，失明的姐姐在家照看妹妹，让外婆和母亲去田里干活。雇主付给三碗米饭作为报酬，母亲吃一碗，剩下的端回家给两个孩子。
没有上学，艳只能在家里转悠。邻居打开收音机时，这个失明的小女孩就悄悄过去坐在靠近他们家的篱笆旁听。才四岁，艳就熟记了各种改良剧：《月草阳》、《月虎王》、《魔女知魂》、《不卖情妹》……
外婆攒钱，给外孙女买了一台价值168,000越南盾的卡带录音机——这笔钱在1991年足够买168公斤大米。这台收音机成了失明小女孩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合作社动员大家去挖水利沟。母亲带艳到田里，站在喇叭旁边，唱完一出又一出改良剧。从早到晚，草帽里装满了50、100、200越南盾的硬币。
失明的小女孩唱歌好听，闻名整个地区。一天，正在村头玩耍时，一个男人过来引诱“跟叔叔去买糖果”，然后把艳抱上自行车后座，带到三岐市场。他给她吃东西，然后让艳唱歌。
下午妈妈从田里干活回来，找不到孩子。第二天，乡公安才找到绑架艳去唱歌赚钱的六叔。
“市场上的人们都着迷，一直追着给钱，我要是收到那些钱就立刻改变命运了”，艳开玩笑说。
但艳的命运并未改变。没有学校接收，失明的小女孩仍然在“小得像鸡笼”的房子周围徘徊。
12岁时，两位老师来家里找艳，介绍了岘港的阮廷炤学校，专门为残疾儿童设立。他们劝母亲送艳去上学，“跟朋友们一样”。
两周后，艳得以去学校。
12岁，住在离家70公里的寄宿学校，艳开始学习文字。第一年单独学习两个班级以赶上同龄同学。
失去光明并不意味着人生被锁在黑暗中。在12年的学习生涯中，失明的小女孩一直是优秀学生，并展现出特殊的歌唱才华，赢得了数十个奖项，如全市学生歌唱比赛一等奖、金莺奖、省级优秀学生奖等。
五年级时，老师带艳到西贡参加比赛，并赢得全国古筝独奏铜奖。在骚坛舞台领奖后，陈文溪教授过来交谈，称赞道：“尽管视障，你的琴声听起来很有前途。我认为你会走得很远”。
以优秀成绩高中毕业，艳申请了东方历史研究和翻译专业，但两所学校以“不接收视障学生”为由拒绝。只有越南国家音乐学院同意接收。艳收拾行李，和妹妹一起乘火车去河内考试。
2005年，24岁，艳以古筝专业第一名考入传统乐器系。妹妹留在河内工作，供养姐姐第一年的学业。从第二年开始，艳白天上学，晚上去唱歌赚钱。
2009年毕业那天，班主任含泪叮嘱：“孩子努力找份工作，为未来打算”。
艳尽力按照老师的叮嘱找工作，但未成功。
回到家乡和母亲同住，但找了整整两个月，艳没有找到任何利用弹琴、唱歌才华的工作。听人建议，她到广南（旧）盲人协会报名学习按摩。经过三个月的按摩课程后，一位朋友帮忙在岘港的一家私人机构找到工作。
在这里，艳遇到了一位同病相怜的员工，来自河静。两人产生感情并承诺结婚。但当艳告知怀孕时，对方说“他妈妈说两个盲人以后靠什么吃饭”。孩子的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现在你确定自己生自己养，我负担不了”。
“自己做事自己承担”，艳说。
她回到三岐与母亲同住并生下孩子，户口随外婆。生完后，艳去做按摩和教盲文，参与三岐盲人协会的活动。每天有3-4位客人，每月收入3-4百万越南盾。
在三岐几乎没有大型音乐活动。人们只邀请艳在慈善节目中免费唱歌，或给几十万越南盾表示感谢。她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10年后，艳在维川（旧属广南）盲人协会认识了阮文德（40岁）。她也害怕被背叛，但缘分还是来了。当她把事情告诉母亲时，母亲得知德曾有过家庭、有私生子后反对，“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以后又受苦”。母女冷战了整整一个月。
“我们决定合并，幸福孩子享受，苦难孩子承受”，艳宣布。第二个孩子于2019年出生。
面对抚养两个孩子和年迈母亲的重担，艳尝试创业数十次：为娱乐场所唱歌、开设YouTube频道、卖货、合资开按摩店，但每次都失败。
五年前，艳开设YouTube频道上传自己演唱的歌曲，吸引了数千人关注，但后来不得不停止，因为没有资金投资专业视频设备，也没有人帮助管理网络频道——这对盲人来说是操作复杂的工作。
近两年前，艳的母亲被发现肺部有肿瘤，手术后转移。艳暂停工作一段时间照顾母亲。但待在家里无法应对衣食负担，艳又和两位同病相怜的人去做按摩。过去六个多月，三个盲人的按摩店有时有客人，有时没有，仍然欠一半房租。
“我想买一套直播设备，在网上开频道，唱歌和卖货赚钱给孩子吃饭”，这位失明的母亲几年来一直怀揣这个梦想，但需要超过两千万越南盾的资金。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接连不断的困难日子里，她的“光明”是两个孩子，以及有德在身边陪伴。
德的母亲曾是广沱（旧）游击队员。她在战争最激烈的年代被关押在会安和昆仑岛监狱，不知何时感染了橙剂。
德出生时健康，但到九年级，正在教室里复习毕业考试时，他突然感到一片漆黑。他请求老师坐到前排座位，仍然一片漆黑。母子俩远赴河内检查，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脱落，眼底缺乏润滑液，无法治愈。
“它突然掉下来，一片漆黑。总之是崩溃”，德讲述道。仅仅一瞬间，15岁的少年永远离开了阳光。
从一个热爱生活、喜欢唱歌、和朋友们踢足球的学生，现在他整天坐在四面墙内，什么也做不了。德多次试图放弃生命。有时想用吊水桶的绳子上吊，有时偷母亲的西药片服用，幸好都被母亲发现。
“现在还有妈妈，求你就为妈妈活着”，母亲哭泣着，恳求这个沉浸在自卑中的独生子。
经人介绍，德学习了按摩、盲文课程，然后教其他学员。十多年前，他成为维川（旧）盲人协会主席，维持这里的按摩基地，为数十名盲人提供就业机会。然而，2025年10月的洪水破坏了所有设施，德和3名员工努力重建按摩点以谋生。
根据岘港盲人协会主席黎文信的说法，全国超过两百万盲人中，岘港有2,946人。失明是多种原因的结果，其中最常见的是白内障，占66%，其次是眼底疾病、青光眼、屈光不正等。根据卫生部，80%的致盲原因可以预防和治疗，但其中三分之一没有钱治疗。
“由于缺乏及时就医的经济和医疗条件，他们永久失明”，信说。
特别是在广南（旧），这个在抗美战争中曾是激烈战场的地方，战争后遗症和化学毒剂给许多受害者留下了失明的后果。许多家庭夫妻双方都失明，生下的孩子也失明。有的家庭三代人中多达12人失明。有的家庭生了5个孩子，4个失明。阮文德属于这一群体。
根据信的说法，岘港的盲人大多以制作竹牙签、竹筷、按摩等为生，收入低且不稳定。许多人几乎依赖每月75万至150万越南盾的社会补助，其余依赖亲属。
“许多盲人的心声是自卑。他们生活在黑暗的四壁和家中的四壁，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家园来分享、活动，消极思想会减少”，他表示。
信、艳和按摩基地的盲人们手脚上满是因跌倒、掉坑、碰撞而留下的疤痕和瘀伤。对盲人来说，出行几乎完全依赖家庭、朋友，特别是在农村——那里的残疾人基础设施几乎被忽视。找工作更加困难。
越南盲人协会2022年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约200万视障人士中，只有13,000名盲人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此外，他们还要面对工作场所他人态度的障碍。根据2022年越南残疾人全国调查（统计局），重度残疾人表示，30%的雇主和24%的劳动者不愿意提供帮助。
“很伤心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还让别人扶持。在家里很多时候很郁闷。它很压抑”，信，这位承受失明大半生的人，倾诉道。
每年，岘港的盲人仍然得到企业、团体的关注，但大多是发放慈善礼物。艳曾想拒绝去领礼物。
“他们已经发了有自己名字的票了，不领他们说你看不起，领了又要听那些呵斥‘给了就领吧，还等什么’”，她解释道。“我只想靠能力赚钱，不想靠同情”。
许多盲人缺乏培训和展示能力的机会，部分原因是普遍心理默认他们无法工作。从小，艳就习惯人们叫她“盲人艳”，并被当作无用之人对待。尽管她从6岁起就能自己骑自行车载妹妹。做饭、洗衣、为母亲更换清洗、烧热水给孩子洗澡、切肉、煮河粉……她都能做。
“每个人都知道不应该歧视，但很少有人真正践行”，她说。
这种偏见的障碍让她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只能通过歌声寻找快乐。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艳还没有任何准备。按摩店没有客人。母亲生病需要很多钱治疗。两个女儿还没有冬衣。她也不知道如何增加新年的收入。
去年春节，她家买了一只鸡、几公斤猪肉和十个鸭蛋，再加一些骨头给生病的母亲煮粥。家里多年没有买盆栽。粽子也只买了三条放在三个祭坛上，等到初三祭祖后才吃。
“这么多年来我从不期待春节。今年，恐怕也没有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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