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我去了一位好朋友家。晚餐时,话题转向了为子女成家立业。我随口问我朋友的儿子:“什么时候结婚记得邀请我哦?”
侄子笑了笑,然后真诚地倾诉:他今年29岁,有个27岁的女朋友。两人相爱几年了,足够成熟,都已到适婚年龄。他曾告诉父母,想请家人正式去女朋友家提亲,让两人能正式交往,成为名副其实的恋人。
听完儿子的话,我那位朋友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缓缓地说了一句:“等那女孩怀孕了,爸妈就下去。直接结婚才稳妥。”
这句话说得非常平静,仿佛那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方案。
之后,那位父亲解释得更清楚。他并非讨厌或轻视那个女孩。相反,他的担忧,源于他多年生活所见所闻的积累。
他说,现在不孕不育的情况很多。不少夫妻结婚后才发现难以怀孕。治疗几年,钱财耗尽,精神疲惫,来自双方家庭的压力日益沉重,最终夫妻也难以维系。
在他看来,“怀孕了再结婚”是最稳妥的方式,以避免日后遇到上述困境。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这并非不负责任的话。那是为人父母非常真实的恐惧。一代人曾相信没有孩子的婚姻难以持久。曾目睹不少家庭只因“尚未有喜讯”而破裂。曾将生育视为支柱,视为家庭稳定的证明。
我意识到,婚前怀孕实际上并非一种保障,而只是将风险从未来转移到当下。不少婚姻即使有了孩子仍然破裂;也有些家庭没有孩子却能相守到老,彼此善待。
当生育被视为先决条件时,我们容易混淆原因与结果,混淆婚姻的基础与其后果。
当这种恐惧成为条件时,谁承担最大的风险?
怀孕的是女性。如果关系未能走向婚姻,社会和心理后果通常落在谁身上?如果家庭改变主意,谁会遭受非议?谁必须最长久地背负这种伤痕?
另一个问题是,谁有权设定条件以获得安心。当一段关系需要通过怀孕来获得认可时,不平等就不再仅存于情感层面,而成为一种沉默的机制,非常平静,非常熟悉,因此更难察觉。
更何况,“没有怀孕”的担忧通常被说出来,仿佛那是女性的故事和责任,而医学已证实不孕可能来自双方。
在生活中,压力仍悄然落在女性肩上,有时没有指责的话语,但持久存在,仿佛生育首先是女性的责任,甚至是过错。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条件很少被称为不公。它们以“生活经验”、“为子女长远考虑”或简单的“社会现实”的形式存在。正因为包裹在善意之中,它们越少受到质疑,越容易代代相传。
我朋友说,他儿子理解父亲。理解得很清楚。理解父亲的担忧、经历,以及前辈“求稳妥”的愿望。但他儿子可能也理解另一件事,如果从一开始就选择通过将他人置于风险中来获得安心,那么这段婚姻将以一笔无形的债务开始。
侄子对我说:“如果有困难,我希望两人在结婚后共同面对。而不是先证明生育能力才能结婚。”
这句话让我想到身边的许多人。那些曾互相询问的人:万一结婚后没有孩子怎么办?万一治疗花费太高怎么办?万一痛苦一辈子怎么办?
这反映了一些人生活在防范风险的心态中。但当恐惧主导所有决定时,婚姻逐渐被视为需要充分保障条件的合同,而非共同接受无法完全计算之事的选择。
或许,差异并不完全在于年龄或道德,而在于每一代人面对困难的方式。而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被拉入防范逻辑,而非被保留为共同承担的承诺。
我讲述这个故事并非为了评判。它只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非常熟悉,非常现实:我们结婚是因为彼此信任,还是因为害怕如果计算不够周全,我们将付出太高的代价?
实际上,婚姻中没有绝对“稳妥”的方案。所有建立在将风险转移给他人基础上的安心,归根结底,只是暂时的安宁。
(编译:Ivy;审校:Suki;来源:越南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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