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潘周桢的启蒙之光

由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于3月23日举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爱国志士潘周桢：思想、生平与事业”，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回顾历史遗产的机会，这份遗产并未在历史中终结，而是继续在当今生活中发挥作用。

分享会上，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原副校长黎友福博士表示，潘周桢在西贡的9个月时间（从1925年6月至1926年3月）凝聚了这位爱国者的“最后遗产”。

当时，西贡-堤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结构包含各种成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显现其作用。

潘老的回归恰逢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潮流已被接受并在民族运动中广泛传播，同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初步渗透到工人运动和爱国运动中。

黄叔抗将1925年底的两场演讲视为“先生的绝笔，也是先生最后嘱咐我们兄弟的遗嘱”。

在那里，潘老断言任何民族若想与世界各民族竞争，“不仅纯靠力量，还必须以道德为根本”，指出“我国的国家伦理自古以来只局限于君臣之间，不谈民与国”的现状，并呼吁“怀着爱国心，互相维护、互相帮助，以拯救我们未来的名誉和权利”。

1926年3月24日21时30分，潘周桢先生停止了呼吸。他的遗体保存了10天，足够各省代表前来吊唁并参加于1926年4月4日举行的葬礼。

作者阮金定的作品《志士潘西湖历史全编》（1927年）写道：“从潘周桢逝世到出殡之日，他家门前总是挤满了前来祭拜和守丧的人，老少、贵贱、贫富，无一遗漏。

中、北部来的人很多，六省上来的人也不少，几位对他有感情的华商也来吊唁，哀悼词整天读不完，在香案前俯伏的人一刻不停，越南民族对他的爱戴之情，想必也配得上他爱护越南民族的那份心意。”

政治学院第三区域原民族与宗教系主任阮文明副教授认为，在潘周桢的思想体系中，一场彻底革命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民生、民主、民权问题，因为如果恢复了国家而没有实现这些目的，对人民来说也不是幸福。

因此，民成为中心范畴，民智、民气、民生、民主、民权等内容被确立为核心支柱。

明先生认为，考察实际情况时，潘周桢很早就认识到当时我国民智水平还太低，因此只应集中开民智以倡民权，因为一旦“民知有权，则其他事皆可谋划”。

正因如此，开通民智是首要任务，因为只有为民众开启关于学识、文化、科学、技能和公民意识的智慧，才能振兴民气并迈向真正的当家作主。

基于这一观点，潘老坚定自立自强的道路，反对求援思想，因为如果依赖外力，则“国民同胞仍是马背，只是换人骑而已”。因此根本道路必须是“唤醒人心，合群合社，开民智，振民气，厚民生”。

这些思想通过具体行动得以展开，如设立教授西文和国语字的学校，创办商会、农会……公开运动，堂堂正正地聚集民众进行演讲，开启认识。

IRED研究院院长简思忠博士认为，如果将潘周桢的思想置于21世纪，其最大价值之一在于通过“实学”道路的“启蒙、解放”精神。

他认为，如果教育只停留在职业教育，实际上还不够，因为更深层、更具决定性的正是解放教育——在这里，人们不仅为工作而学，而且为理解自己、理解生活并主宰自己而学。

在那里，据忠先生理解，解放被理解为“启蒙与解放”，是将真理、公义、自由、真相和仁爱之光带入人心的过程，使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对错、真伪、善恶。

如果未被启蒙，人容易陷入无明、教条、幼稚的状态，被引导而不自知。反之，当被启蒙时，人可以形成自主能力——自由人的基础。

置于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忠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警告：当今人类可能还来不及解放就已……被操纵。当信息泛滥、流畅、有说服力但缺乏真相时，风险不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分析、验证和辩驳的能力。

正因如此，自力解放比不让自己被“缝合”在封闭的思维体系中更重要；知道开放，接纳多种视角，并愿意挑战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由此，忠先生强调了一个直接延续潘周桢精神的命题：“每个人都必须是照亮自己的启蒙之灯”。在一个知识不再稀缺但真相容易被干扰的世界里，自我解放的能力正是帮助人们不被卷入4.0垃圾或数字时代“毒品”的疫苗。

因此，学习不仅是为了有职业，更是为了成为自由的人，生活投入而自在——这正是潘周桢的解放精神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继续存在的方式。

目前，全国有多处爱国志士潘周桢纪念区，其中包括位于胡志明市新山一坊的潘周桢墓纪念区。

据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文化学系主任潘英秀副教授称，这里目前是与20世纪初民主维新运动相关的历史记忆空间。

在那个空间中，诸如“开民智，振民气，厚民生”的思想被保存为一种活的价值观，能够与当下对话。

同样据他介绍，坟墓和纪念堂得到维护、修缮和发扬价值，正是让这些思想不被禁锢在过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持续流动的方式。

通过纪念、上香、颁发奖学金、演讲、艺术表演等活动，这些价值观得以宣传、推广并转化为认识和行动，创造历史与当下、遗产与社区之间的联系。

潘周桢研究院代理院长陈德景博士认为，潘周桢应被视为一位具有长远眼光的维新思想家。

他将开民智作为基础，因为一切可持续的变化都必须从人开始。他坚持通过教育、文化和提高认识来改造社会，坚信只有当民智得到开启时，国家才能真正转变。

同时，他早在现代政治思维中提出了民权问题，指向一个人民权利得以确立和保障的社会。

（编译：Jon；审校：Alex；来源：越南中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