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5岁的教师陈氏荣仍清晰记得1965年她跋山涉水、穿越长山支援南方战场的旅程。
7月17日，在国家文书档案局（内务部）于河内举办的“干部南下”档案与遗物展览开幕式上，陈氏荣身着绿色奥黛，白发如云，目光专注地看着自己的个人文件。
在众多从北到南的干部珍藏的宝贵遗物中，教师陈氏荣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65年9月14日由河内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签署的手写调令。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调令，更是开启她充满艰辛与荣耀的一生的里程碑。
抗美战争时期，战场用代号称呼。北方后方为A，17度线以南的南方战场为B。北方干部补充到南方称为“南下”。他们包括医生、教师、工程师、作家、艺术家、记者，由政府统一委员会管理。
陈氏荣1941年出生于南部。父亲是北宁省顺成县人，是法国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革命觉醒后，他秘密活动，1946年决定带全家返回北方。那时，5岁的小陈氏荣由交通员轮流背着，历时六个月才到达北方。
多年后，当她接到南下命令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令她铭记：“上次你趴在别人背上翻过长山。这次你要用自己的双脚走。你走得了吗？”
南下前，陈氏荣是北宁省慈山县第三中学的数学物理教师，后被派往河内师范大学进修。与许多顶尖教授共事学习，这位24岁女教师的未来一度光明。但1965年5月，一切计划转向。根据能力和素质，组织决定调她南下。
父亲牺牲，哥哥在国外学习，家中只剩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妹。她本人也曾希望继续出国留学。但当被问是否愿意接受任务时，她立即同意。“当时我只是一个除了年轻一无所有的青年。我的家庭得到党和国家的照顾，当国家需要时，我不会退缩。”她回忆道。
出发前，队伍像真正的士兵一样进行行军训练。晚上，他们把砖头放进背包，腰上绑沙袋，穿着胶鞋跋涉数十公里。每次训练结束，脚都肿痛，要用热水盐水浸泡才能继续。
但进入长山——从北方后方到南方前线的人力物力补给大动脉——后，他们才明白几个月的训练只是初步准备。陡坡连绵，爬完山又涉水，许多深渊只看到白云覆盖。有些夜晚，载着队伍的车辆在军事路网中迷路，天亮才发现几乎回到了起点。
每个人自带干粮，到交通站领取大米、盐或压缩干粮，然后继续穿林。越深入，生活越简化。
一次在林中休息时，陈氏荣趁机散步到僻静处，发现两棵高树间挂着一张吊床。吊床上是一具穿着军装的骸骨，胸前抱着一把生锈的AK步枪。没人知道这位战士是谁，躺了多久。她猜想他可能患疟疾、精疲力竭，跟不上战友。他挣扎着爬进树林，挂上吊床后躺下，再也没起来。
“那时我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精疲力竭落在后面，会不会像那位战士一样？”她分享道。
1966年5月，队伍接近南部战场，炸弹突然倾泻而下。大家正在活动时，飞机声逼近，所有人急忙扑进掩体。轰炸后，一名干部牺牲，留下河内的妻子和幼子。
对于像陈氏荣这样的南下干部，穿林涉水、面对炸弹、蚊虫叮咬让人精疲力竭。但看到交通员吃不饱、睡不够，肩上永远扛着AK保护、带领一队队干部穿越长山的人，她又觉得自己的牺牲算不了什么。
和他们相处久了，她也习惯了他们独特的指路方式。问多久到下一站，他们只是笑，用还不流利的京语说：“走着走着就到了。”或者说，一直走到浸湿的毛巾拧干又湿透三四次就到了。没人用公里量距离，时间以林中休息补给水的次数计算。
她最害怕的事还是来了。一场恶性疟疾在长山中击倒了她，迫使她在交通站躺了近半个月。药品稀缺，有时虚弱到一步也走不动。有次她从中午爬到厕所，然后昏迷到黄昏才醒来。醒来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高烧，而是害怕林中的毒蛇或蝎子。
在交通站治疗的日子里，她遇到了作家铁新（何文禄）和作曲家刘友福，他们也因病被迫停留。看着森林中患疟疾的年轻姑娘，作家铁新又心疼又爱怜地说：“女人家，谁让你来这里？”
身体逐渐恢复后，她跟着另一个队伍继续上路。在长山密林中，她意外重逢。单位里一名年轻干部看着她问：“是陈老师吗？”
回忆往事，她认出那是阮光牟，她在河静实习时的学生。当年的学生已是少尉、营政治助理。他为他挂吊床、做饭，安排人照顾这位特殊客人。
1966年5月，经过数月跋山涉水，教师陈氏荣到达西宁的南方中央局。恰逢美军发动大规模扫荡革命根据地。当年的年轻女教师正式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报》记者。
国家统一后，少尉陈氏荣退伍重返教职。她在胡志明市教育厅工作，后相继担任多所中学的副校长、校长。尽管有机会转行，她仍选择坚守讲台。
85岁的陈氏荣仍小心保存着那张手写调令和当年穿越长山时携带的小通行证。之后，她将部分在南方时的个人文件捐赠给第三国家档案中心，以便这些遗物得到妥善保存和研究。
山河
（编译：Eric ；审校：Alex；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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