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段视频，揭露了宝寺5名小沙弥遭殴打的事件，但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法律问题：当时拿着手机拍摄的人，对面前这些孩子负有什么责任？
事件发生于8月10日，阮世维（25岁，庆和省人）被指派负责管理宝寺小沙弥的日常生活，因认为孩子们不听管教、不打扫房间，便用鞭子抽打了5名孩子。事后，阮世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起诉并遭拘留候审。
值得注意的是，警方还在核实直接拍摄孩子们遭殴打过程、但未采取制止行为的那名拍摄者的责任。
拍摄者未制止，责任有多大？
律师词氏红幸（河内市律师团）表示，当目睹儿童遭受暴力时，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儿童，制止或设法终止侵害行为。
这一原则符合2016年《儿童法》第47条第6款，其中要求儿童保护工作须重视预防、阻止造成伤害的风险，并及时干预、解决以减轻后果。
不过，律师红幸提醒，“干预”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目睹者都必须直接冲上去控制正在对儿童施暴的人。
“根据具体情况，目睹者可以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予以制止，可以呼救他人协助，或立即向有权机关报告。
就宝寺事件中的拍摄者而言，不应仅仅因为看到他们站着拍摄，就匆匆断定其冷漠或麻木。”该律师如此评论。
根据已公布的信息，拍摄者表示担心被正在打孩子的人发现、攻击或抢走手机。离开现场后，此人已向其他居民告知情况，随后视频被提供给调查机关。
律师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拍摄可以是保存信息、证据的一种方式，服务于举报、控告和处理侵害儿童行为。
重要的是，要从目睹者的整体应对方式中评价拍摄行为：他们是否在安全条件允许时设法劝阻、寻求帮助、向有权机关报告，或利用拍摄内容举报暴力行为。
律师红幸分析说：“需要考量的并非简单地是‘那人有没有站着拍视频’，而是在具体情境下，他们为保护孩子、制止侵害行为做了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拍摄者的责任需全面考量
该律师表示，没有视频并不等于有权机关无法查明事件。有权机关仍可通过孩子们的陈述、目击者、被控告人、伤情检查或鉴定结果、物证及其他材料进行核实。
然而，核实过程无疑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当侵害行为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空间，而遭受暴力的是儿童。
因此，在律师红幸看来，视频并非处理事件的唯一材料，但可以成为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和证据，有助于有权机关更客观、完整地还原事实。
律师进一步分析，视频更大的价值在于能揭露出影像背后的问题。
律师说：“如果有迹象表明孩子们并非第一次遭受暴力，就必须查清暴力行为发生过多少次、是否有其他儿童也受到侵害、谁知晓此事、谁负责照顾和保护这些孩子，以及为什么这种暴力行为会发生或持续存在。”
红幸女士表示，视频的价值不仅在于制造了引发社交媒体愤怒的画面，更可能成为发现、证实和终止侵害儿童行为的起点，包括那些视频中未曾完全展现的问题。
律师红幸认为，有必要明确拍摄者与孩子们的关系及责任，其实际干预能力，当时的危险程度，拍摄目的，以及拍摄后他们做了哪些事。
2016年《儿童法》第51条第1款规定，个人有责任向有权机关提供信息、通报、检举侵害儿童的行为。第98/2026/NĐ-CP号法令第29条规定，不通报儿童遭受侵害的行为可被处以1000万至1500万越南盾的罚款。
因此，如果一个人拍摄了暴力行为，但事后保留视频，不通报、不向有权机关提供信息，那么其未履行通报义务的法律责任就需要被审查。
反之，如果拍摄者设法将信息和材料提供给有权机关，使侵害行为得以被发现和处理，这同样是一个必须充分评估的重要情节。
因此，“澄清拍摄者的责任”并不等于已经认定此人违反法律。需要全面考察他们在拍摄前、拍摄中和拍摄后的所有环境和行为。
如果一走了之，任孩子陷入危险怎么办？
律师阮氏雪（河内市律师团）援引《刑法》第132条第1款关于“不救助处于生命危险状态的人”罪名的规定。
根据该规定，构成犯罪须确认受害人正处于危及生命的状态，目击者具备救助条件但不予救助，且因不救助导致受害人死亡。
“具备救助条件”要根据具体情况评估，既要看实施救助的可能性，也要看目击者自身面临的风险。
律师阮氏雪举例说，如果凶手持刀攻击受害者，目击者不能空手冲上去制止这种过于危险的行为；或者凶手是男性、非常凶悍，而目击者是女性、老人等。
在这些情况下，目击者可以大声呼救、呼吁他人协助或打电话报警。如果无法直接救助，目击者必须尽快向有权机关通报事件。
关于视频的价值和拍摄者的责任，律师红幸表示这是两个不同但又必须同时考虑的问题。
当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时，保护孩子必须是首要任务。拍摄可能有助于发现和证明侵害行为，但不能成为本可实施救助的人面对孩子直接危险却袖手旁观的理由。
需要明确的是，在具体情况下，那个人能为保护孩子们做些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
（编译：Eric；审校：Ken；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原创文章，作者：越南中文社，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nan.com/news-124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