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是关于公共投资管理思维的根本性问题。具体而言,投资规模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相比异常巨大;项目的优越性尚未得到证明;资本回收时间不明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未计算。
越南正进入数十年来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阶段,从南北高速公路、深水港到高速铁路。
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意味着管理标准也需要相应提高。因为在超级项目中,最大的成本不在于初始资金,而在于如果投资决策未优化,持续数十年的机会成本。
新加坡樟宜机场第五航站楼项目的教训是一个典型参考。总投资估计约100至150亿美元,第五航站楼的目标不仅是将年旅客吞吐量提升至1.5亿人次,更是为了确保其作为全球金融与物流中心的地位。关键点不在于绝对数字,而在于他们如何运作项目。
首先是“专业所有者”的作用。整个樟宜机场集团由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所有。淡马锡是一家遵循长期利润原则的投资集团。
这产生了实际压力:尽管是国家资产,机场仍需接受市场筛选、国际信用评级以及每笔资本效率的计算。
其次是核算实际价值而非期望。新加坡准确量化了航空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5%)及其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敏感性分析”。
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他们准备暂停第五航站楼项目两年以重新审查设计。这是一种清醒的管理思维:不因为项目已启动就“一意孤行”。
第三是混合财务结构。第五航站楼不使用纯粹的“申请-给予”式预算。财务模型包括股权、债券、旅客费用和商业收入。
这种结构迫使项目必须拥有实际现金流以偿还债务和维持运营,而不是依赖预算的“母乳”。
对照越南公共投资的现状,我们缺乏的不是雄心,而是量化问责的标准。
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超级项目如果缺乏公开的成本效益分析报告、透明的内部收益率以及最坏风险情景,那么所有提出的数字都带有赌博性质。
私人投资与公共部门投资的最大区别在于责任机制。当风险不直接与决策者的权益和责任挂钩时,优化效率的动力就会让位于“流程安全”。
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免受超级项目的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三种解决方案改变游戏规则:
- 建立强制性的“经济效益档案”:每个项目必须有一套完整的量化指标并公开,供专家和金融机构进行辩论。
- 国际化独立咨询:需要聘请有信誉、法律责任明确的国际咨询单位。他们的辩论报告必须是项目获得批准的先决条件。
- 独立后评估机制:运营5至10年后,必须进行独立评估,比较初始预测与实际结果。任何超出阈值的偏差必须在公众面前明确解释,并与决策时负责人的责任挂钩。
越南需要大规模投资以实现突破,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成本而止步。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唯一的前提:每一分投资资本都必须通过数据核算,并通过个人责任来保证。
一个机场可能需要十年才能完成。但一个好的管理标准,如果正确建立,可以为后代创造价值。
(编译:张悦;审校:Alex;来源:越南中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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