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超過7600萬越南選民投票選舉第十六屆國會及各級人民議會未來五年的代表。

結果顯示，女性政治參與度顯著提升。女性占候選人總數的45%，最終在國會中佔30%，連續兩個任期保持立法機構中的女性代表比例。

在中央層面之外，另一個重要里程碑也已實現：女性首次在全國各省人民議會中佔據30%的席位。

在一些省份，進展更為顯著。在廣寧省、宣光省和高平省，女性省級議員比例超過40%，展現了更宏大的性別平等目標在實際中可能實現的樣子。總體而言，這些結果顯示出女性在民選官員中代表性的持續進步。

隨著本週國會召開首次會議任命新政府，新一屆領導人將肩負起將國家願望轉化為具體成果的責任。他們的任期始於越南雄心日益高漲、對制度要求不斷提升的時刻。

2026-2031年任期始於越南發展軌跡的關鍵時刻。該國正在為實現到2045年成為發達高收入經濟體的願景奠定基礎。

正如廣泛闡述的，該國目標在未來幾年實現兩位數經濟增長，這由向更創新驅動、數字化賦能和更高附加值的結構性轉型驅動。

實現這一目標將要求公共機構更具未來響應性、效率和創新性，並要求新一屆領導人釋放國家人力資本的潛力。

女性引領增長

當今越南的包容性領導不僅僅是代表性問題。它關乎政策如何制定、優先事項如何設定，以及最終增長如何持續。

在全球範圍內，沒有一個國家實現了勞動力市場的完全性別平等。女性仍然面臨法律障礙，限制了她們的經濟機會和抱負的實現。

儘管根據2025年世界銀行報告，縮小就業和創業方面的性別差距可使全球GDP增長超過20%，但這一情況依然存在。

證據表明，女性在政治中的代表性積極影響著變革性的經濟成果。在加拿大等國家，女性政治代表性的提高與更強有力的立法和更有效的政策框架相關聯，這些政策框架能解決歧視問題併為所有人擴大經濟機會。

加拿大2021年啟動的全民托兒計劃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該全國體系建立在成功的魁北克模式之上，該模式已證明了可負擔的托兒服務如何顯著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這一進展是由女權運動和女性領導人持續倡導推動的，她們將托兒服務提升到政策議程的核心位置。高質量、可負擔的托兒服務的擴展加強了家庭經濟安全，並促進了整體生產力和增長。

從加拿大得到的教訓很明確：當女性有意義地參與政治和決策過程時，她們會塑造政策優先事項、推動有利的立法框架並影響公共投資，從而帶來經濟增長。

分擔責任

對越南而言，這些全球經驗具有特殊相關性。

越南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已經是該地區最高的之一，約為69%。然而，許多女性仍從事非正規或低生產率工作，在高價值部門的機會有限。

持續的性別差距，特別是無償照料責任的不平等負擔，仍然限制了女性進入、留在勞動力市場以及晉升的能力。越南的證據表明，解決這些制約因素可以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和社會收益。

例如，在宣光省和萊州省等北部省份，加拿大支持的舉措通過重塑照料體系和社會規範來應對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對升級幼兒園的投資實現了半寄宿服務，使母親的照料時間每天減少多達三小時，而社區參與則鼓勵更公平地分擔照料責任。

這些努力共同加強了女性參與創收活動的能力，提高了家庭儲蓄，並增強了社區應對經濟和氣候風險的能力。

解決這些制約因素不僅是社會優先事項，也是經濟當務之急。在全球不確定性、技術顛覆和地緣政治緊張的時代，消除法律框架及其實施中的障礙，使女性充分參與勞動力市場，可以顯著增強國家前景。

這正是女性政治代表性成為戰略槓桿的地方。女性經歷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同於男性，因此女性立法者更有可能優先考慮促進公平競爭的政策：托兒投資、財產權、合同和信貸獲取方面的法律保護，以及直接塑造女性獲取高價值經濟機會機會的反歧視倡議。

這樣的政策反過來使勞動力市場更具包容性，經濟更具生產力和表現力。

最近的選舉使越南在亞太地區女性議會代表性方面躋身較高排名國家之列。然而，代表性本身並不是最終目標。

越南的問題不再僅僅是女性是否被代表，而是這種代表性能否塑造政策結果。這意味著要確保女性領導人有充分機會引導政策優先事項、影響立法議程並推動國家發展戰略。

充分發掘女性的潛力不僅是包容性的問題，也是建設更具活力、韌性和競爭力經濟的戰略投資。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越南辦事處和加拿大駐越南大使館期待與越南新一屆政府及新當選代表合作，推動女性有意義地參與決策。包容性領導可以將代表性方面的進步轉化為所有人的切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