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發佈在社交媒體上的這段視頻，揭露了寶寺5名小沙彌遭毆打的事件，但同時也引發了另一個法律問題：當時拿著手機拍攝的人，對面前這些孩子負有什麼責任？
事件發生於8月10日，阮世維（25歲，慶和省人）被指派負責管理寶寺小沙彌的日常生活，因認為孩子們不聽管教、不打掃房間，便用鞭子抽打了5名孩子。事後，阮世維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起訴並遭拘留候審。
值得注意的是，警方還在核實直接拍攝孩子們遭毆打過程、但未採取制止行為的那名拍攝者的責任。
拍攝者未制止，責任有多大？
律師詞氏紅幸（河內市律師團）表示，當目睹兒童遭受暴力時，首要任務必須是保護兒童，制止或設法終止侵害行為。
這一原則符合2016年《兒童法》第47條第6款，其中要求兒童保護工作須重視預防、阻止造成傷害的風險，並及時干預、解決以減輕後果。
不過，律師紅幸提醒，“干預”不意味著在所有情況下，目睹者都必須直接衝上去控制正在對兒童施暴的人。
“根據具體情況，目睹者可以在確保自身安全的情況下予以制止，可以呼救他人協助，或立即向有權機關報告。
就寶寺事件中的拍攝者而言，不應僅僅因為看到他們站著拍攝，就匆匆斷定其冷漠或麻木。”該律師如此評論。
根據已公佈的信息，拍攝者表示擔心被正在打孩子的人發現、攻擊或搶走手機。離開現場後，此人已向其他居民告知情況，隨後視頻被提供給調查機關。
律師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拍攝可以是保存信息、證據的一種方式，服務於舉報、控告和處理侵害兒童行為。
重要的是，要從目睹者的整體應對方式中評價拍攝行為：他們是否在安全條件允許時設法勸阻、尋求幫助、向有權機關報告，或利用拍攝內容舉報暴力行為。
律師紅幸分析說：“需要考量的並非簡單地是‘那人有沒有站著拍視頻’，而是在具體情境下，他們為保護孩子、制止侵害行為做了哪些力所能及的事。”
拍攝者的責任需全面考量
該律師表示，沒有視頻並不等於有權機關無法查明事件。有權機關仍可通過孩子們的陳述、目擊者、被控告人、傷情檢查或鑑定結果、物證及其他材料進行核實。
然而，核實過程無疑會更加困難，尤其是當侵害行為發生在相對封閉的空間，而遭受暴力的是兒童。
因此，在律師紅幸看來，視頻並非處理事件的唯一材料，但可以成為極其重要的信息來源和證據，有助於有權機關更客觀、完整地還原事實。
律師進一步分析，視頻更大的價值在於能揭露出影像背後的問題。
律師說：“如果有跡象表明孩子們並非第一次遭受暴力，就必須查清暴力行為發生過多少次、是否有其他兒童也受到侵害、誰知曉此事、誰負責照顧和保護這些孩子，以及為什麼這種暴力行為會發生或持續存在。”
紅幸女士表示，視頻的價值不僅在於製造了引發社交媒體憤怒的畫面，更可能成為發現、證實和終止侵害兒童行為的起點，包括那些視頻中未曾完全展現的問題。
律師紅幸認為，有必要明確拍攝者與孩子們的關係及責任，其實際干預能力，當時的危險程度，拍攝目的，以及拍攝後他們做了哪些事。
2016年《兒童法》第51條第1款規定，個人有責任向有權機關提供信息、通報、檢舉侵害兒童的行為。第98/2026/NĐ-CP號法令第29條規定，不通報兒童遭受侵害的行為可被處以1000萬至1500萬越南盾的罰款。
因此，如果一個人拍攝了暴力行為，但事後保留視頻，不通報、不向有權機關提供信息，那麼其未履行通報義務的法律責任就需要被審查。
反之，如果拍攝者設法將信息和材料提供給有權機關，使侵害行為得以被發現和處理，這同樣是一個必須充分評估的重要情節。
因此，“澄清拍攝者的責任”並不等於已經認定此人違反法律。需要全面考察他們在拍攝前、拍攝中和拍攝後的所有環境和行為。
如果一走了之，任孩子陷入危險怎麼辦？
律師阮氏雪（河內市律師團）援引《刑法》第132條第1款關於“不救助處於生命危險狀態的人”罪名的規定。
根據該規定，構成犯罪須確認受害人正處於危及生命的狀態，目擊者具備救助條件但不予救助，且因不救助導致受害人死亡。
“具備救助條件”要根據具體情況評估，既要看實施救助的可能性，也要看目擊者自身面臨的風險。
律師阮氏雪舉例說，如果兇手持刀攻擊受害者，目擊者不能空手衝上去制止這種過於危險的行為；或者兇手是男性、非常兇悍，而目擊者是女性、老人等。
在這些情況下，目擊者可以大聲呼救、呼籲他人協助或打電話報警。如果無法直接救助，目擊者必須儘快向有權機關通報事件。
關於視頻的價值和拍攝者的責任，律師紅幸表示這是兩個不同但又必須同時考慮的問題。
當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脅時，保護孩子必須是首要任務。拍攝可能有助於發現和證明侵害行為，但不能成為本可實施救助的人面對孩子直接危險卻袖手旁觀的理由。
需要明確的是，在具體情況下，那個人能為保護孩子們做些什麼，以及他們實際上做了什麼。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