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棍棒成為成年人發洩壓力、排解心理的方式，而不是教育孩子的手段時，實在令人悲哀。這是一位在澳大利亞出生並撫養孩子的越南母親的心聲。
我的童年也曾捱打
記得小時候，我也偶爾被母親打，有時是因為調皮闖禍，有時是受了冤枉。母親只用藤條打一下屁股以示警告，然後她用粉筆在牆邊畫一個圈，罰我站在裡面直到腿痠。
趁母親不注意，我伸出腳把粉筆勾過來，把圓圈畫大，然後坐下來，保證自己還在“緊箍圈”內。母親看到後，輕聲罵了一句，轉身偷偷笑了……然後放過了我。
40多年前，小學老師人人都有教鞭。我也曾蒙受冤屈，上一年級時手心被教鞭打過，還有十幾個同學也捱了打。班主任Ch老師的教鞭有半米長。
受了冤枉的捱打，我只是咬緊嘴唇，回家後號啕大哭，堅決不肯再去上學。問清緣由後，母親去學校找校長談。校長親自到班裡檢查，Ch老師承認打了學生的手。
Ch老師當著校長的面，在教室門口向我和母親道歉。校長Hồng女士溫和而嚴厲，她絕不接受違背教育的行為。那是1981年，胡志明市阮嘉韶中小學。
母親話不多，卻教會我一課：孩子犯了錯要教育他改正，孩子受了委屈則要懂得保護他。
沒有眼淚的教育
直到我成為母親，在異國他鄉陪伴孩子走過童年和成長，才意識到孩子們生活在非常不同的教育環境中：沒有棍棒，沒有責罵。其實也有眼淚，但那是因為成人和孩子之間的理解與分享而流的。在澳大利亞，兒童權利受到相當的尊重和保護。
在澳大利亞，孩子上學，無論哪個年齡段都受到法律的照顧和保護。即使父母照顧不當，也可能被起訴，甚至輕易入獄。
記得十年前，有位女士載著年幼的孩子。她把車停在路邊去ATM取錢，心想取完就回車，而且她能看到車和孩子。
但在澳大利亞法律看來，這並不正常。那位年輕母親因將孩子獨自留在無人監護的車內而違反兒童安全法。不幸的是，那天她被警察逮捕並罰款，無法辯解。
我所在的地區也是如此，根據昆士蘭州法律，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獨自在家。因此，夫妻生病住院或外出辦事，都必須“帶上”孩子，或者託付給熟人。
不僅如此，不要對孩子動手。孩子可以叫警察來，或者“請”家長到警局喝茶。孩子也可以向學校報告，如果孩子的身心受到傷害，學校有權干預父母對孩子的行為。
我曾聽過一個希臘裔朋友家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們有一個13歲的女兒。一個晴朗的星期一，母親接到電話，要求她立刻去學校見校長。她匆忙開車到學校，被請進房間，見到了校長和她心愛的女兒。
校長緩緩詢問小女孩是否有遭受虐待的跡象。母親驚愕不已，彷彿從天而降，因為她的家庭幸福快樂。哪來的虐待？
校長指著女孩手腳上的擦傷和淤青。原來，女孩週末在家裡的泳池邊跑跳摔倒。第二天上學時，老師發現她身上的痕跡便追問，女孩竟演戲抽泣，撒謊“鬧著玩”，沒想到事情鬧大了。
用“思考椅”教育孩子
一些越南或亞洲移民家庭仍保留著“家規”，用“手掌規則”教育孩子。但新來的孩子也會在入學第一天就早早學會自我保護。他們會報警。
規則和法律是平行的。社會、學校和家庭都遵循同樣的規則和法律。再回到我父母當年的教誨：孩子犯錯就教育，孩子受冤就保護。我兒子14個月大時開始上托兒所，剛入園時總是哭。
一天早上，我送孩子進教室，把孩子親手交給老師，孩子又哭了。因為門窗是玻璃的，我走出教室後仍能看到裡面。就在這時，我讀懂了保育員的嘴型，她正衝著我的孩子怒吼，儘管她還抱著孩子：“閉嘴！”（Shut up!）。
我立刻返回教室，從保育員手中接過孩子，提醒她的態度對孩子不正確，並要求與園長談話。保育員當天被停職，園方也多次請我道歉，並請求不要起訴。我要求中心整頓員工照顧孩子的態度，並放棄了後續訴訟。
我認為沒有哪個孩子天生就乖。都是教育出來的。教育來自家庭、學校和社會。我和丈夫常採用的紀律是“思考椅”（Thinking Chair）或“安靜時間”（Quiet Time）。
當孩子犯錯時，我要求他在規定時間內做上述兩件事之一，然後聽他陳述，他也聽父母的解釋。說實話，我和丈夫也採用這種“紀律”來維持長久的和諧與幸福，非常有效。
這種紀律不僅磨鍊孩子，也磨鍊父母：雙方都需要冷靜下來，讓一時的情緒平息，才有機會認清自己行為的原因和後果，從而改正。
現在我的孩子們已進入青春期，給父母製造了各種“燒腦”的麻煩。但我們家最和平的解決方案仍然是對話。當情緒平復後與孩子對話、談心，他們會聽得更好。有時只需要說“爸爸媽媽對你的態度和行為不滿意”，然後是一陣沉默。
父母的“沉默”反而是最好的“聲音”，讓孩子思考並改正自己……
每天陪伴孩子，在每一步中與孩子共同成長，是父母的幸福。老師們也以“師者”的責任陪伴學生，共同走向知識與人格。這對雙方都有益處，對成長與信任之路上的所有成員都是如此。
正確的教育讓孩子與成人共同成長。不要因為自我或一時的失控，讓原本馴服的教鞭反過來抽打自己的良知和未來。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