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天內，搜尋力量和科學家們逐層撥開泥土，緊急將遺骸樣本送往實驗室，以確認在8名女烈士洞穴中犧牲的烈士身份。
在500個晝夜搜尋、歸集和確認烈士遺骸身份的戰役中，越南國家法醫研究所、GeneStory、越南科技翰林院等單位承擔了大量工作，負責收集、檢測和比對數萬份DNA樣本以確認烈士身份。在執行的任務中，科學家們難忘為廣治省8名女烈士洞穴犧牲烈士找回姓名的30天行動。
2025年10月初，在國家級特殊遺蹟8名女烈士洞穴修繕工程進行期間，許多烈士遺骸意外出現在沉睡多年的土層下。廣治省軍事指揮部及相關單位封鎖現場，開始發掘工作。
整整半個月，每一層泥土都被謹慎剝離，在決勝20號公路上執行任務時犧牲的士兵遺骸逐漸顯現。這條公路是抗美戰爭期間數萬名部隊、青年突擊隊和民工戰鬥、保障從北方後方通往南方戰場支援線的地點。
1972年11月14日中午，在決勝20號公路上，屬於C217連的8名青年突擊隊員在執行任務途中在8名女烈士洞穴休息。同時，炮兵5043團的5名戰士奉命保護炮車也出現在該區域。美軍飛機突然投彈時，巨石坍塌封住洞口。各方力量緊急組織救援，但13名幹部戰士犧牲。
53年後，國家法醫研究所和越南科技翰林院負責採樣、檢測、鑑定和比對DNA以確認8名女烈士洞穴烈士身份。“要求是在一個月內必須有結果。對於烈士遺骸DNA鑑定來說，壓力巨大，因為通常處理這樣數量的樣本，各單位需要幾個月才能完成”，國家法醫研究所鑑定員碩士周氏翠回憶道。
親自到現場選擇生物樣本，周氏翠表示每次取樣之行都給她留下特殊情感。在黑暗狹窄的洞穴裡，泥土石塊被炸彈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緊密壓實，搜尋的戰士們幾乎無法站直。
他們必須彎腰，用鋤頭、鏟子和專用工具颳起一層層薄土，然後耐心地把一桶桶泥土送出篩選。每一把泥土被提起都經過仔細觀察，因為裡面可能藏有犧牲者遺留的小骨片。中部地區陰雨綿綿，泥土沾滿衣服，但沒有人停手。
國家法醫研究所負責樣本選擇、檢測和比對遺骸DNA。同時，楊玉強大夫及其GeneStory同事與公安部社會秩序行政管理警察局及多個職能機構合作，核查已確認在此犧牲的13名烈士的親屬信息。
找到正確的親屬是個挑戰。當時的鑑定技術主要依賴線粒體DNA，因此對比樣本必須按母系正確採集。幸運的是，之前烈士親屬基因庫建設項目已在全國範圍內收集了許多樣本。憑藉現有數據庫，許多家庭無需重新採樣，大大縮短了比對時間。
儘管如此，並非一切都在實驗室中進行。有時，幹部們要分散到從清化省、高平省到其他多個省份的地方會見每個家庭，解釋採樣流程並完善檔案。經過50多年的等待，他們最期盼的只是知道親人安息之處。“大家都非常激動。他們幾十年等待的只是一個關於親人的準確信息”，楊強大夫講述道。
現場完成樣本選擇後，40份生物樣本被送往國家法醫研究所進入鑑定流程。對鑑定員而言，這才是真正壓力的時刻。遺骸在地下埋藏了半個多世紀，殘留的DNA非常少。從樣本清洗、骨研磨、DNA提取到測序的整個過程必須在嚴格條件下進行，以避免來自活人或周圍環境的DNA交叉汙染。
將近一個月，實驗室幾乎沒了週末概念。鑑定員從早到晚連續工作，許多天持續到晚上9點。儘管測序儀可以通宵運行，但所有之前的準備工作仍需手工完成，要求團隊每個成員的絕對專注。“有些工序必須在特定時間處理，即使是週六或週日，我們也必須到單位去做”，周氏翠講述道。
每個樣本只附一個編號。逝者的身份完全與檢測過程分離，以確保客觀性和數據安全。分析後，遺傳信息繼續與之前建立的烈士親屬DNA數據庫進行比對。
這時DNA數據庫的優勢開始顯現。楊強大夫表示，無需逐一核查每個檔案、每個地方進行驗證再檢測，親屬DNA數據庫允許科學家快速找出有血緣關係的案例，然後再用檔案和實證信息進一步驗證。這種方法既大大縮短時間，又提高了準確性。
大約三週後，首批積極信號出現。在從8名女烈士洞穴帶回的40份生物樣本中，約30份成功測序，形成9名烈士的9條DNA序列。
每當軟件顯示匹配結果時，鑑定員周氏翠的第一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幸福。“我們付出的一切努力和時間都得到了回報。感覺就像自己的親人歸來一樣”，她回憶道。
最終結果，9條DNA序列中有7條成功與親屬樣本比對。獲得鑑定結果後，各單位繼續與地方政府、公安和烈士家屬合作，核實信息，完善檔案，然後舉行追悼會和安葬儀式。接受這項神聖任務一年多後，楊強大夫最感動的是目睹等待了半個多世紀的家庭重燃希望的時刻。
2025年11月8日，廣治省在8名女烈士洞穴口舉行敬獻花圈、追悼會和安葬烈士儀式。根據許多家庭的願望，烈士的遺骸和遺物被安葬在洞口前的合葬墓中，那裡是他們53年前共同戰鬥、共同犧牲的地方。
在執行任務的30天裡，許多瞬間讓女鑑定員周氏翠無法控制情緒。從地下挖出的遺物中，有兩雙已褪色的塑料拖鞋。鞋帶上還粘著逝者腳部的小骨片。那雙拖鞋仍停留在主人當年炸彈中倒下的地方。“看到那樣的畫面，我真的非常痛心”，周氏翠說道。
山河
越南中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