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於8月10日上午被發現，此前民眾向富壽省永福坊公安報案，稱寶寺的5名小沙彌疑似遭毆打受傷。
當天，孩子們被帶去進行傷情鑑定，警方核實並查明直接負責管理和照顧這些孩子的是25歲的阮世維。
根據最初的供述，阮世維因孩子們不聽教導、沒有收拾好房間而氣惱，用鞭子打了全部5個孩子。8月11日下午，阮世維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起訴並拘留候查。
這起引發輿論憤怒的事件，提出的問題不僅在於直接打人者的行為，還在於那些接收、照顧和管理這些孩子的相關人員的責任。
揮舞鞭子打孩子不能稱之為“管教”
越南兒童權利保護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正法律師事務所主任鄧文強博士直言，從法律角度看，這不能被視作“教育孩子”失手。
“沒有任何教育理由可以把鞭子變成允許用來懲罰孩子的工具。孩子不聽話、房間不整潔或沒有按大人的要求做，都不是實施暴力行為的許可證。”
“《兒童法》嚴禁對兒童實施暴力、虐待、酷刑，侵害兒童的身體、人格和名譽”，鄧文強激動地說。
鄧文強表示，兒童法律將兒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同時嚴禁實施暴力、侵害和損害兒童身心健康的行為。因此，被委託照顧、管理孩子的人只負有引導、教育的責任，不能以“矯正”為由對孩子們使用暴力。
法學碩士、律師阮德盛也認為，需要明確區分照顧教育孩子的權利與使用暴力行為。
被直接委託照顧孩子的人可以提供指導、提醒、幫助孩子養成規矩，但不能以鍛鍊紀律、修習或教育為由，將打罵行為合法化。
“孩子可能會犯錯，但大人不能因此有權傷害孩子”，阮德盛說。
阮德盛律師進一步分析，寶寺事件暴露出另一層面的責任：阮世維已因其直接造成傷害的行為被處理，但是誰讓阮世維管理5個孩子？這個人是在什麼條件下被委以任務的？又有誰監督對孩子們的照顧？“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寶寺五名小沙彌與監護人問題
據鄧文強博士介紹，首先必須確認每個孩子的法律身份，因為不能僅僅統稱“五名小沙彌”而忽視了每個孩子的具體情況和權益。
需要查清孩子們多大，父母是誰、是否健在，哪些親屬有責任，接收是基於什麼程序，是否屬於替代照料的情況。
“不能簡單認為，父母或親屬把孩子送進寺廟，寺廟就自然成為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鄧文強分析說。
持同樣觀點的阮德盛律師認為，孩子住在寺廟並不等於寺廟當然就是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如果父母仍然擁有對子女的完整權利和義務，就依然是法定代理人；如果孩子失去父母或屬於必須有人監護的情形，則必須依法確定監護人。
因此，職能部門需要明確寺廟對每個孩子扮演的角色：是僅僅作為生活和學習修行的場所，還是在開展照顧和養育？同時要確定誰在直接照顧，誰分派的任務，以及檢查、監督機制如何。
阮德盛律師認為，把孩子交給某人照顧，並不意味著把保護孩子的責任也一併交給那個人。因此，需要查清阮世維是由誰指派來管理5名小沙彌的，依據是什麼，事發前是否有人檢查、監督。
鄧文強還提出，需要查清誰是直接照顧、管理和教育這些孩子的人，誰有權決定與孩子生活、學習、食宿、醫療和安全相關的問題。
寺廟指派一位僧尼、居士或義工來協助照顧孩子，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就擁有完全決定如何教育孩子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把孩子交給某個人，並不意味著機構管理者就把保護孩子的責任“一併交給”那個人。
養育孩子背後有哪些法律責任？
“照顧責任必須伴隨檢查、監督機制。因此，接下來需要提出的問題是：阮世維是如何被指派管理5名小沙彌的？誰知道這件事？有沒有關於誰可以直接照顧兒童的規定？這個人是否經過身份、能力和與兒童相處方式的審查？在事發前，有沒有人檢查孩子們的住所？有沒有發現任何異常跡象？如果這些問題還沒有答案，那麼鞭子事件就還沒有結束。”阮德盛律師提出質疑。
事件發生後，地方政府已將孩子們送入社會救助中心。這是在職能部門繼續核查、調查期間，保障孩子們安全的必要措施。
但鄧文強先生認為，保護兒童不能等到一段視頻被上傳到社交媒體之後才開始。需要全面審查5名孩子的生活條件、照顧機制和管理責任。
其中，特別需要查清那些知情、應當知情或有義務檢查卻未能阻止暴力行為的人的責任——如果調查過程顯示存在違規。
阮德盛律師認為，不能僅僅因為事件發生在寺廟就當然認定寺廟要承擔刑事責任。然而，職能部門需要查清接收和管理兒童的機制，誰決定接收孩子，誰指派照顧者，是否有管理規定，檢查是如何進行的。
如果調查顯示存在管理鬆弛、將孩子交給不合適的人照顧，或者明知有暴力風險卻不採取阻止措施，那麼相關個人的法律責任應根據其角色和行為予以考慮。
“一次暴力行為可能始於一個手持鞭子的人，但該行為發生的風險可能存在於整個管理空白中”，阮德盛提出問題。
鄧文強強調，寶寺事件是對宗教、慈善機構以及接收和養育兒童的家庭外場所兒童保護機制的一次“考驗”。除了處理直接打人者，還需要查清是誰交託、誰管理、誰監督這5名孩子，如果存在兒童保護漏洞，責任屬於誰。
“保護兒童不能等到孩子已經受到傷害才開始”，鄧文強強調。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