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設定到2030年培養至少5萬名大學及以上學歷半導體人才的目標,並將其與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人才計劃並列推進。這一數字目標被視為必要步驟,但圍繞這些工程師將從事何種層次工作的討論正在展開。
民智報10月17日刊發的一篇署名評論以兩名同校畢業、同稱“半導體工程師”的年輕人為例:一人進入外資工廠,按母公司轉移的流程操作產線並在授權範圍內處理故障;另一人所在團隊負責設計芯片部件,可以試驗、允許犯錯,並看到自己的圖紙進入產品。文章稱,五年後兩人在統計上都屬於“高技術人力”,但能力與貢獻可能差別很大。
文章將半導體行業的工作能力分為幾層:運行產線、遵守標準形成生產能力;處理故障、局部改進形成流程能力;參與設計、集成和測試形成技術能力。作者認為,只有掌握產品架構、技術路線和知識產權,才能積累自主掌控能力,並指出若大部分人力集中於按既有流程運行的工作,崗位數量可能增長很快,而內生技術能力增長緩慢。
文章以韓國和三星為參照:韓國工業化初期缺乏資金、技術和研究能力,靠進口設備、交鑰匙工廠和技術許可起步;1980年代初廉價勞動力和進口技術不再足以競爭後轉向國內研發。三星1980年代進入半導體時曾向美國公司購買64K DRAM設計和工藝技術,後在硅谷設研發機構、聘用韓裔工程師並派國內工程師學習設計,十餘年後進入世界先進DRAM行列。
回到越南,文章肯定外商直接投資在電子和半導體領域帶來的生產基地與質量標準,同時提出外資已轉化為多少本土能力的問題。作者引用越共中央政治局2026年6月8日第10-NQ/TW號決議關於發展外資經濟的表述,即外資經濟發展要與提高效益、戰略自主能力、經濟競爭力、拓展市場網絡和深入參與全球供應鏈的要求相結合。
文章主張區分“在越南生產的技術”與“屬於越南的技術能力”:一顆芯片可以在現代工廠由越南工程師按全球標準造出,但產品架構、核心技術、路線圖、研發預算、技術決策權和知識產權仍可能留在別處。作者由此提出,瓶頸不只在優秀人才的供給端,也在需求端——人才需要在足夠難的問題、有資源試驗的企業、有自主權的研究團隊和研究成果通向生產的路徑中成長。
在政策建議上,兩位作者提出“兩層戰略”:繼續利用外資和生產環節積累技能、標準與市場,同時集中資源於研究、設計和部分有優勢的技術與產品;每個戰略領域應列出5至10年的“掌控任務清單”和“技術工作地圖”。就半導體而言,他們認為越南需明確想在芯片設計、先進封裝、材料、設備還是設計軟件等環節實現掌控,並據此確定研發崗位、由越南人帶領的工程師團隊數量以及有真實研發預算的企業數量。
文章還提出,當國內企業尚未創造足夠需求時,國家應承擔出題和培育初始市場的角色,包括按任務資助、競爭性共同資助、面向創新的公共採購和試驗機制,優先支持由越南企業共同確立問題、共同投資並承接成果的項目。作者總結稱,越南不僅需要培養優秀人才,還需要創造讓優秀人才做大事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