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務部正在徵求授予阮氏萍勞動英雄稱號的意見，她是前國家副主席、前越南南方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外交部長。
阮氏萍原名阮氏珠沙，1927年出生於廣南省一個愛國傳統家庭。她的母親是愛國者潘周楨的次女，父親是抗法勤王運動義兵的第十子，曾在西南部省份擔任測繪官員。
在回憶錄中，她講述自己出生在農村，從小了解農活，會釣魚捕蝦。當父親被調往柬埔寨工作時，全家同行，住在金邊米歇爾大道的木屋裡。母親常講述外祖父和20世紀初維新運動的故事，儘管從未見過外祖父，小珠沙很早就被培養出對人民和家鄉的熱愛。
珠沙就讀於西索瓦中學——柬埔寨最大的法國公務員子女中學。有一次課間休息，她聽到幾個法國學生談論家裡的傭人都是“安南人小偷”，珠沙憤怒地用書包打了同學。
當母親重病返回西貢治療時，珠沙希望高中畢業後申請醫學院，成為醫生為窮人治病。母親去世後，父親對長女珠沙寄予厚望。她學習較好，尤其是數學，曾做過家教，在幾所學校教數學。
珠沙喜歡聽舒伯特、舒曼等的抒情音樂，喜歡體育，尤其是籃球。她也學習縫紉和烹飪，想成為“工、容、言、行”的女性。1945年3月日本在印度支那政變後，珠沙一家返回越南，高中畢業考試被迫推遲。
忠貞的愛情
“情感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部分”，阮氏萍曾坦言。在柬埔寨時，父親在測繪機構工作，指導一些來自河內的實習生，他們曾畢業於工科大學橋梁系。其中有一個叫丁康的年輕人熱愛體育，乒乓球、排球、籃球都打得很好。
在籃球場上相遇，他們的感情萌芽。但父親顯得謹慎，因為不瞭解年輕人的家庭，希望女兒學有所成。
抗法戰爭爆發，她返回西貢參加越盟。1946年中，兩人在潘周楨廟相遇。康先生在阮氏萍家住了幾個月後前往河內。臨走前，他說：“我必須去北方參加越盟軍隊，那裡有很多朋友。南方情況複雜，難以知道做什麼”。兩人分手，約定早日重逢。
但整整9年，阮氏萍只收到康先生寫在皺巴巴小紙片上的幾個字：“祝你和家人安全健康”。她很高興知道愛人還活著，在工兵部門工作。遠距離戀愛，又在戰爭背景下，許多人勸她考慮，她自忖如果有人比康先生更愛她才會考慮。
抗法戰爭勝利，阮氏萍集結到北方，重逢愛人。1954年底，兩人匆忙結婚，因為下個月她必須返回西貢活動。從此，儘管經常因工作分離，但兩人之間的情誼幫助她站穩腳跟，完成任務。夫婦育有一子一女。“我是幸福的人，嫁給了所愛的人，那也是初戀”，阮氏萍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前往巴黎談判前，阮氏萍打電話讓丈夫從北江工兵學校回來見面。當她不知所措時，丈夫鼓勵說“你有事要做，放心去吧，孩子們有我照顧”。
阮氏萍夫婦曾有一個“簡單而熱切的願望”，退休後花更多時間互相照顧，一起旅行。但1989年，丈夫去世。“這個痛苦對我來說是無窮的”，她傾訴道。
巴黎的‘和平使者’
1961年，阮氏萍參加統一委員會，負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民間外交活動，1968年7月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巴黎會議——世界上歷時近5年的最長談判。
1968年11月2日14時，阮氏萍抵達巴黎，身穿深粉色奧黛，披灰色大衣，圍黑色帶花圍巾。在400名記者面前，她首次發言，闡述陣線的正義立場和尋求和平解決方案的善意。記者們表示好感，因為站在他們面前的是一位嬌小、和善的女性，說話有理有據，來自戰火紛飛的土地。
1968年11月27日預備會議後，1969年1月25日，關於結束戰爭、恢復越南和平的四方會議正式開始。阮氏萍擔任陣線代表團副團長。整整四年，每週四，阮氏萍和兩個越南代表團都會到克萊伯會議中心談判。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成立，阮氏萍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同時接替陳寶劍擔任巴黎談判代表團團長。“接到任命部長的消息，我確實不認為是喜訊，而是覺得任務會更重”，她講述。從此，她作為“和平使者”的角色更加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準備克萊伯的會議，阮氏萍花很多時間接觸媒體。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接待一兩家電視臺或法國、美國、英國、日本報紙的記者，回答非常犀利。有一次西方記者問“越南南方是否有北越軍隊？”，她回答：“越南民族是一個整體，北越和南越的越南人都有義務戰鬥反抗侵略”。
1971年，阮氏萍率領的代表團提出7點計劃，其中美國必須撤出所有軍隊並釋放戰俘；西貢政府辭職，讓位給新政府，準備與臨時革命政府商討建立民族和解政府。
阮氏萍代表團宣佈解放區佔南越四分之三，但實際戰場主力部隊遇到困難。美國和西貢軍隊到處轟炸，甚至西貢郊區。因此當被問及此事，她回答：“美國轟炸的地方正是我們的解放區。否則美國為什麼要轟炸？”
當南越戰場日益緊張時，巴黎會議桌上仍是“聾子對話”，各方提出各自觀點和立場。1972年初，她接到指示提出兩點聲明：美國撤軍和在南越建立包括臨時革命政府、西貢政府和第三方在內的三方民族和解政府。
1972年底美國動用B52轟炸機轟炸河內時，阮氏萍返回河內，探望被毀的欽天街和疏散在興安鎮的兩個小孩。1973年1月21日，返回巴黎後，阮氏萍立即召開記者會，宣佈：“只有一個越南，只有一個越南民族，臨時革命政府是南方人民的代表”。
“阮氏萍女士身穿越南傳統綠色花紋絲綢奧黛，看起來非常舒適。有時阮氏萍女士微笑使面容更加燦爛，回答記者清晰有條理，讓人感覺站在一位充滿魄力和自信的貴婦面前”，法新社描述。
四年堅持鬥爭，1973年1月23日，關於結束戰爭、恢復越南和平的巴黎協定草簽，四天後正式簽署。1973年1月27日正式簽署日，阮氏萍代表越南南方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作為四方之一簽署了32份協定文件。
“在歷史性的巴黎協定文件上簽字時，我無比激動……我無法用言語表達對從南到北的同胞和戰士無限感激，他們接受一切犧牲，勇敢戰鬥才有了今天的巨大勝利”，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國家副主席幫助許多囚犯減刑
國家統一後，阮氏萍曾任11年教育部長、5年黨中央對外部副部長，兼國會對外委員會主任。
1992年初，當她在胡志明市時，總書記杜梅來訪，告知政治局打算任命她為下屆國家副主席。當時她已65歲，超過退休年齡規定，所以拒絕。但她想“我做也是為了國家，沒有其他目的”，所以同意接受任務。從此，在兩屆國家副主席任期內，她為國家做出許多貢獻，尤其是在外交和司法領域。
曾代表參加法語國家共同體高級會議，會見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她提出為什麼將越南放在優先貿易關係的第四類國家？之後，法國總統叫來助手說“需要立即將越南歸入第三類國家”。
1994年，阮氏萍訪問一些非洲國家，回程遇見世界糧食組織（FAO）主席雅克·迪烏夫，於是討論了世界糧食狀況。各方提出幫助非洲生產糧食的倡議，越南派遣專家，FAO提供大部分資助。想法已成功實施。
上世紀90年代初，輿論抱怨司法活動。1995年，阮氏萍被派往檢查一些地方，之後向國家主席報告現狀並提出一系列司法改革解決方案。許多具體問題由阮氏萍建議解決。
當到公安部河內監獄時，她遇見一個被判處死刑但關押超過6年未執行的年輕人，因為被告和家屬喊冤、上訴，法院多次審理未果。她建議如果證據不足不能重判，則暫時降低刑罰，讓被告在普通囚犯條件下生活，減輕嚴酷。
到胡志明市，她下到古芝縣監獄，看到許多婦女因賭博被捕，其中許多是小販，有小孩，所以與地方商議只警告處罰後釋放她們。
每次到監獄，阮氏萍常找最年長或最年輕的人、婦女、高學歷者瞭解犯罪原因。到春木監獄，她遇見一個關押近5年的男子，曾去蘇聯研究生物物理，但回國負責企業時虧損，所以被判罪。她建議特赦委員會審查此案，之後該男子獲特赦。
2002年7月，阮氏萍結束第二屆國家副主席任期。
退休後，阮氏萍仍忙於越南兒童保護基金會主席；科瓦列夫斯卡婭獎基金會、潘周楨文化基金會主席。2003年4月，她參與成立越南和平與發展基金會，近一年後擔任越南橙劑受害者協會名譽主席。她出現在許多國內外科學論壇和研討會上，發言關於和平、教育發展、不幸兒童、婦女平權等。
在2023年巴黎協定簽署50週年紀念儀式上，前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索科羅·戈梅斯·科埃略回憶：“阮氏萍當時被視為我們女性的象徵之一。嬌小，在越南傳統奧黛中端莊，但在參加記者會時非常堅定”。
亞歐人民論壇和平與安全領域負責人、世界和平理事會成員科拉松·瓦爾迪茲·法布羅斯曾分享：“哦，阮氏萍女士，一位出色的越南女性，勇敢的人。在我們那個時代，她是我們想學習的榜樣之一”。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