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清楚地瞭解從實踐中汲取的寶貴經驗教訓以及“民族崛起時代”中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越南通訊社記者與越南作物品種協會主席、教授、院士陳廷龍進行了交流——他一生致力於農田和具有戰略意義的農業研究項目。
* 記者：回顧40年革新曆程，農業一直被視為幫助經濟度過最困難時期的“支柱”，作為直接參與選育品種和制定作物政策的人，教授如何評價那些決定性的轉折點，使越南農業從一個糧食短缺國家轉變為世界領先的農產品出口強國？
– 教授、院士陳廷龍：回顧歷史進程，越南農業的“蛻變”並非偶然。決定性的轉折點正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強烈思維革新。那些突破性的決策，如書記處於1981年1月13日頒佈的第100-CT/TW號指示（100號承包）或政治局於1988年4月5日頒佈的“10號承包”決議，在生產關係中引發了一場“革命”，解放了數千萬農戶的勞動力，使他們從僱工轉變為真正擁有自己土地的主體。
從一個必須進口糧食的國家，越南已邁出長足步伐，確保為超過1億人口提供充足的糧食，併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重要貢獻。
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生物技術和品種選育，創造了“會說話”的數字。
如果說上世紀60年代，水稻單產僅為每公頃2.5-3噸，那麼如今，越南種業已躍升至區域領先水平。
越南已能生產單產超過每公頃10噸的雜交水稻品種，特別是像ST25、OM18、臺香8號等特色香米品種，連續獲得世界最高獎項，征服了歐盟、日本和美國等最苛刻的市場。
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農林水產品出口額已達到創紀錄的625億美元。
2025年，增長勢頭持續保持，農產品出口首次突破700億美元大關。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數字，更是農業在所有波動中“支柱”地位的堅實證明。
然而，儘管出口數十億美元，但大部分越南農產品仍以粗加工、簡單初加工形式出口。這正是傳統農業的表現，以數量為重，消耗大量資源和勞動力，但實際獲得的附加值尚不相稱。
為實現農產品出口額達到三位數——每年數百億美元的目標，當前的關鍵問題正是加工能力。如果按照價值鏈生產並擁有現代加工業，農產品價值可增加數倍，有助於形成在國際舞臺上公平競爭的國家品牌。
* 從越南作物品種協會的實踐活動中，教授認為，在連接“科學家-農民-企業”以創造高經濟價值的純越南品種、在國際舞臺上確立越南農產品的主權和地位方面，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什麼？
– 教授、院士陳廷龍：進入新階段，越南農業需要一場關於聯結模式的革命；其中，“農民-科學家-企業”三者之間的關係必須在黨和國家的指導下有機結合起來。
各部委、行業、地方需要具體化黨的決議，如：政治局關於突破發展科學技術、創新和國家數字化轉型的第57-NQ/TW號決議；政治局關於將私營經濟發展落實到生產實踐的第68-NQ/TW號決議。
其中，農民必須被置於中心位置，科學技術是直接動力，企業是生存要素。
一個作物品種或一項技術流程無論多麼優秀，如果僅停留在實驗室或幾十公頃的模型中，就無法實現突破。只有當企業參與建立專業的種子工業和規模化加工時，越南農產品才能真正“起飛”。
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形勢複雜多變的背景下，越南農業必須從“生產發展”思維強烈轉向“農業經濟發展”思維。
這要求應用智慧農業、循環農業和生態農業。
使用來自副產品的有機肥料和生物農藥不再是選擇，而是建設綠色、可持續和負責任農業的必由之路。
* 越南正面臨氣候變化和綠色可持續發展嚴格要求等非傳統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們的農業思維方式需要如何改變，才能不僅停留在“產量”問題上，而必須邁向“價值和質量”，教授？
– 教授、院士陳廷龍：為了革新農業科技管理機制，國家需要終止國家和部級研究課題中的“申請-批准”機制。相反，國家和企業應扮演“訂貨方”角色，實行直至最終產品的承包機制。
對於應用研究機構，需要全面實行自主權，並試點按照科技企業模式運作。目前，許多研究院、中心管理著數百公頃公共土地和現代化設備，但開發利用效率有限。允許這些單位合資、合作、“資本化”資產以服務於研究和試生產，將為行業創造巨大資源。
* 國家正步入新時代——民族崛起的時代，目標是到2045年成為發達國家，教授對年輕科學家一代和即將出臺的突破性政策有何期待，以使種業乃至農業和環境行業真正成為推動越南在全球價值鏈中突破的先鋒？
– 教授、院士陳廷龍：面向制定至2030年、展望2045年的農業科技戰略，越南需要明確兩大特色生態區域的發展方向：南方典型熱帶農業，集中於水稻（精耕細作、增加複種）、經濟作物（橡膠、咖啡）、豐富多樣的熱帶果樹；以及北方亞熱帶農業，集中於小麥、玉米、甜菜等作物。
此外，培訓和吸引高素質年輕科學家隊伍也是關鍵因素。越南需要在基因編輯技術、耕作人工智能和加工數字化等前沿領域擁有領軍專家。這些正是越南農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突破的“種子”。
* 衷心感謝教授。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