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黎文努(原《青年报》总编辑)写道:“陈白藤的笔锋在争取社会正义、维护公共机构廉洁的斗争中非常敏锐、勇敢,是正直之人反腐斗争的依靠和勇气之源。”
这些文字写于很久以前,今天他在个人页面上提及,作为学生对前辈的感谢。
翻开旧报,我找到了他在《青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1975年10月1日第6期,是一首署名“香朝”的诗,正是我当年五年级课本上背诵的那首诗:“请暂时安静,清晨的林鸟/让我的灵魂越过树梢/聆听西贡的脚步近在耳边……”
那时,他担任越南南方解放青年联合会主席,他后来的文章完全面向青年,说服他们迎接新生活。一系列长篇社论:论贫富、论美、论劳动……重温这些文章,读者能清晰感受到当时西贡的气氛,各种对立面相互碰撞:理想、生活方式、忧虑、怀疑、选择、迷茫……
他写了一篇题为“请信任我们”的文章,发表在1976年4月30日第33期《青年报》上:“国家的步伐将通过工厂、农场、产品的数量来衡量,所有这些都将逐步成为人民的公共财富和幸福。”
“国家的步伐通过每年增加的学校、学生、知识分子数量;书籍、报纸、电影、文学作品、艺术演出、足球队和体育比赛的数量来衡量……”
“换句话说,国家的步伐通过那些总是增长的美好事物和必定减少的邪恶事物来衡量。我们青年将因自己对这一步伐的贡献而幸福。”
记者陈白藤不仅这样写,他还挺身而出,走在前列。他醉心于写报——写了数千篇社论。他写小说——系列《翻牌》被改编成经典电影,至今仍在。他担任主编,编纂了关于南方革命、西贡-嘉定的宏大历史著作。城市和国家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件,他都参与意见——那些直率、毫不妥协的意见。
让我们重温他在2006年8月关于腐败的文章:“……挖运河的钱都去哪儿了?那些上上下下的排污箱花了几十亿盾,谁吃了?吃得肮脏——这么说没错。大官吃规划、计划,小官一块水泥、一根钢筋、一个塑料桶地抠。大官统计得圆滑,小官一点一点抽……社会则承担一切!……”
“没有什么比大刀阔斧的总结更令人恼火,天地广阔。出于习惯,我努力在那些美妙文章中找到一幅宁静画卷中的‘长河天际流’,却也未见。垃圾比碧蓝的天际还多。”
“请下定决心,刚才讲的故事只是‘小意思’——所以免了,或者更革命一点——把那些精心包装的言辞扔到生活边缘。”(摘自《陈白藤与〈青年报〉“星期四故事”》一书)
重温他在1998年7月关于干部态度的文章:“不知从何时起,产生了干部‘下’基层的弊病,下级干部‘双手搓揉,屁股弯成圈’,一个‘报告您’,两个‘报告您’……帝王突然闯入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之中。”
“共产党人炽热的渴望是回归到产生这支队伍的生活——没有任何军事或和平的‘演变’能潜入这庄严之地。”
“这种纽带不仅因为贴近人民、贴近现实,还为了让共产党人贴近自己的品质,让我党永远健康、永远年轻。”
“在一切‘回归本源’中,回归到我们国家尚‘卑微’时的民主更为重要,尤其是当我党已经、正在并将要执政时……”
“倾听不仅是一个民主社会中对代表人民掌管国事者的民主习惯,更是基于充分承担国事责任的道德内容。”
重温那些署名陈白藤的文章,我们明白,在这个纪念之际,他不需要也不想要那些花哨的言辞。他需要、想要的是他生前每次见到我们时总是提醒的:“作为《青年报》,必须始终直面问题,面对每一个方面、本质。以块状形式提出问题,会更容易看到块越来越大,上面的块压扁下面的块。当然还有许多微妙的问题,但‘一个人踩油门,三四个人踩刹车’的状况不应存在。做决定时,不要太畏缩,不要前顾后盼太多,以至于火凉了,以至于……萎靡。”
他总是要求:“我读报时,常常不满意,遇到那些不够直接、缺乏力度、缺乏勇气的文章。在像胡志明市这样蓬勃发展的城市,新闻业也必须蓬勃发展,并且必须成为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锚,报纸必须是智慧创见的论坛,寻找回答生活热点问题的能力……当然,我是个挑剔的读者,但挑剔正是因为爱。”
今天怀念他,是怀念这些,并且知道他希望我们继续这样执笔前行。
陈白藤(1926年7月15日 - 2007年4月16日)本名张嘉朝,著名革命家、记者、作家、历史与文化研究者。在1968-1971年革命运动遭受残酷镇压的年代,他曾担任西贡区委书记。从抗法战争初期开始办报,20岁时他负责1946年西贡市委的《反侵略报》,1951年担任中央局《南方人民报》总编辑。他在《西贡解放报》、《青年报》、《青年报》、《法律报》、《妇女报》等报纸上的数千篇文章已成为城市新闻业的宝贵财富。他小说中的人物如情报员阮成伦、阿旧先生成为讲述国家历史的经典角色。他主编的如《南部抗战史》等史著是无价的资料。他那渊博、犀利而充满气概、豪放的笔锋,深入各阶层人心,是今天记者们的梦想。

(编译:Eric;审校:Fang;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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