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一位年轻女教师穿越长山的炸弹之旅

今年85岁的教师陈氏荣仍清晰记得1965年她蹚水过溪、穿越长山支援南方战场的旅程。

7月17日，由国家档案与文书局（内务部）在河内举办的“南下干部档案与遗物展”开幕式上，陈氏荣身着绿色奥黛，白发如云，专注地看着自己的个人文件。

在众多从北往南的干部留下的珍贵遗物中，陈氏荣教师精心保存着1965年9月14日由河内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签署的手写调令。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调令，更是开启她艰苦而光荣人生的里程碑。

抗美战争时期，战场用代号称呼。北方后方为A，17度线以南的南方战场为B。北方补充南方的干部称为“南下干部”。他们包括医生、教师、工程师、作家、艺术家、记者，由政府统一委员会管理。

陈氏荣1941年出生于南部地区。她的父亲祖籍顺成（北宁省），是法国殖民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接受革命启蒙后，他秘密活动，并于1946年决定带全家返回北方。当时，5岁的陈氏荣由交通员轮流背着，历时六个月才到达北方。

多年后，当她接到南下命令时，母亲只说了一句让她永远铭记的话：“上次你趴在别人背上穿越长山。这次你得用自己的双脚走。你能走得了吗？”

南下之前，陈氏荣是慈山高中（北宁省）的数理教师，后被派往河内师范大学进修专业。与多位顶尖教授学习和工作，这位24岁女教师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到1965年5月，所有计划都改变了。根据能力和品质，组织决定调她南下。

父亲牺牲，哥哥在国外学习，家中只有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妹还在上学。她本人也曾希望出国继续深造。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任务时，她立即同意了。“那时我只是个年轻人，除了青春一无所有。我的家人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照，当国家需要时，我不会退缩，”她回忆道。

出发前，团队像真正的士兵一样进行行军训练。晚上，他们把砖头放进背包，腰间绑上沙袋，穿着橡胶凉鞋徒步数十公里。每次训练结束，每个人的脚都又肿又痛，必须用热盐水浸泡才能继续第二天。

但进入长山——这条从北方后方输送人力物力到南方前线的血脉通道——他们才明白训练的日子只是初步准备。陡峭的山坡连绵不断，爬完山又要蹚水，许多深谷只有白云覆盖。有些夜晚，载着队伍的车在军事路网中迷路，到早上才发现几乎回到了起点。

每人自带干粮，到交通站领取大米、盐或压缩饼干，然后继续穿越森林。走得越深，生活变得越简单。

一次在林间休息时，陈氏荣趁机散步到僻静的树林，发现一张吊床挂在两棵高树之间。吊床上是一具穿着军装的骸骨，胸前抱着一把生锈的AK步枪。没有人知道这位战士是谁，躺了多久。她猜他可能得了疟疾，精疲力竭，没能跟上战友。他挣扎着爬进树林，挂上吊床躺下，再也没有起来。

“那时我自问，如果有一天我也精疲力竭落在后面，会不会像那位战士一样？”她分享道。

1966年5月，队伍接近南部战场时，炸弹突然倾泻而下。大家正在活动时飞机声逼近，所有人都急忙冲进掩体。炸弹过后，一名干部牺牲，留下了在河内的妻子和幼子。

对于像陈氏荣这样的南下干部来说，穿越森林、蹚水过溪、面对炸弹和蚂蟥，使身体筋疲力尽。但看到交通员吃不饱、睡不够，肩上总是扛着AK步枪保护着引导一批批干部穿越长山，她又觉得自己的牺牲不算什么。

和他们相处久了，她也习惯了他们独特的指路方式。问什么时候到下一站，他们只是笑，用还不流利的京语说：“走着走着就到了。”或者说，一直走到浸湿的毛巾拧干再浸湿三四次就到了。没有人用公里数衡量距离，时间用林间歇脚补充水分来计算。

她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场恶性疟疾在长山击倒了她，迫使她在交通站躺了将近半个月。药品短缺，有时虚弱得一步也走不动。有一次她中午爬到厕所，就昏倒在那里直到傍晚。醒来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发烧，而是害怕森林里的毒蛇或蝎子。

在交通站治疗的日子里，她遇到了作家《钢铁新》（何文禄）和音乐家刘有福，他们也因病留下。看到森林里年轻女孩患疟疾，作家《钢铁新》既心疼又爱怜地说：“女人家，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当身体逐渐恢复，她随另一队继续上路。在长山深处，她意外重逢了。一名年轻干部看着她问：“您是荣老师吗？”

翻找记忆，她认出黎光谋，是她曾在河静实习时的学生。当年的学生如今已是少尉、营政委助理。他帮她挂吊床、做饭、安排人照顾这位曾经的老师，像对待一位特别的客人。

1966年5月，经过数月的翻山越岭，教师陈氏荣抵达西宁的南方中央局。恰逢美军发动大规模扫荡革命根据地。当年的年轻女教师正式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队报》的记者。

国家统一后，少尉陈氏荣离开军队重返教育岗位。她在胡志明市教育厅工作，先后担任多所中小学的副校长、校长。尽管有机会转岗，她仍选择坚守讲台。

85岁的陈氏荣依然小心保存着那份手写调令和当年穿越长山时携带的小通行证。后来，她将一些在南方时的个人文件捐赠给了国家档案中心第三区，以便机构能够妥善保管和研究这些遗物。

（编译：Jon ；审校：Woo；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