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5歲的教師陳氏榮仍清晰記得1965年她蹚水過溪、穿越長山支援南方戰場的旅程。
7月17日，由國家檔案與文書局（內務部）在河內舉辦的“南下幹部檔案與遺物展”開幕式上，陳氏榮身著綠色奧黛，白髮如雲，專注地看著自己的個人文件。
在眾多從北往南的幹部留下的珍貴遺物中，陳氏榮教師精心保存著1965年9月14日由河內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簽署的手寫調令。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調令，更是開啟她艱苦而光榮人生的里程碑。
抗美戰爭時期，戰場用代號稱呼。北方後方為A，17度線以南的南方戰場為B。北方補充南方的幹部稱為“南下幹部”。他們包括醫生、教師、工程師、作家、藝術家、記者，由政府統一委員會管理。
陳氏榮1941年出生於南部地區。她的父親祖籍順成（北寧省），是法國殖民時期培養的知識分子。接受革命啟蒙後，他秘密活動，並於1946年決定帶全家返回北方。當時，5歲的陳氏榮由交通員輪流揹著，歷時六個月才到達北方。
多年後，當她接到南下命令時，母親只說了一句讓她永遠銘記的話：“上次你趴在別人背上穿越長山。這次你得用自己的雙腳走。你能走得了嗎？”
南下之前，陳氏榮是慈山高中（北寧省）的數理教師，後被派往河內師範大學進修專業。與多位頂尖教授學習和工作，這位24歲女教師的前途一片光明。但到1965年5月，所有計劃都改變了。根據能力和品質，組織決定調她南下。
父親犧牲，哥哥在國外學習，家中只有母親和三個年幼的弟妹還在上學。她本人也曾希望出國繼續深造。但當被問及是否願意接受任務時，她立即同意了。“那時我只是個年輕人，除了青春一無所有。我的家人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關照，當國家需要時，我不會退縮，”她回憶道。
出發前，團隊像真正的士兵一樣進行行軍訓練。晚上，他們把磚頭放進背包，腰間綁上沙袋，穿著橡膠涼鞋徒步數十公里。每次訓練結束，每個人的腳都又腫又痛，必須用熱鹽水浸泡才能繼續第二天。
但進入長山——這條從北方後方輸送人力物力到南方前線的血脈通道——他們才明白訓練的日子只是初步準備。陡峭的山坡連綿不斷，爬完山又要蹚水，許多深谷只有白雲覆蓋。有些夜晚，載著隊伍的車在軍事路網中迷路，到早上才發現幾乎回到了起點。
每人自帶乾糧，到交通站領取大米、鹽或壓縮餅乾，然後繼續穿越森林。走得越深，生活變得越簡單。
一次在林間休息時，陳氏榮趁機散步到僻靜的樹林，發現一張吊床掛在兩棵高樹之間。吊床上是一具穿著軍裝的骸骨，胸前抱著一把生鏽的AK步槍。沒有人知道這位戰士是誰，躺了多久。她猜他可能得了瘧疾，精疲力竭，沒能跟上戰友。他掙扎著爬進樹林，掛上吊床躺下，再也沒有起來。
“那時我自問，如果有一天我也精疲力竭落在後面，會不會像那位戰士一樣？”她分享道。
1966年5月，隊伍接近南部戰場時，炸彈突然傾瀉而下。大家正在活動時飛機聲逼近，所有人都急忙衝進掩體。炸彈過後，一名幹部犧牲，留下了在河內的妻子和幼子。
對於像陳氏榮這樣的南下幹部來說，穿越森林、蹚水過溪、面對炸彈和螞蟥，使身體筋疲力盡。但看到交通員吃不飽、睡不夠，肩上總是扛著AK步槍保護著引導一批批幹部穿越長山，她又覺得自己的犧牲不算什麼。
和他們相處久了，她也習慣了他們獨特的指路方式。問什麼時候到下一站，他們只是笑，用還不流利的京語說：“走著走著就到了。”或者說，一直走到浸溼的毛巾擰乾再浸溼三四次就到了。沒有人用公里數衡量距離，時間用林間歇腳補充水分來計算。
她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場惡性瘧疾在長山擊倒了她，迫使她在交通站躺了將近半個月。藥品短缺，有時虛弱得一步也走不動。有一次她中午爬到廁所，就昏倒在那裡直到傍晚。醒來時，她首先想到的不是發燒，而是害怕森林裡的毒蛇或蠍子。
在交通站治療的日子裡，她遇到了作家《鋼鐵新》（何文祿）和音樂家劉有福，他們也因病留下。看到森林裡年輕女孩患瘧疾，作家《鋼鐵新》既心疼又愛憐地說：“女人家，誰叫你到這兒來的？”
當身體逐漸恢復，她隨另一隊繼續上路。在長山深處，她意外重逢了。一名年輕幹部看著她問：“您是榮老師嗎？”
翻找記憶，她認出黎光謀，是她曾在河靜實習時的學生。當年的學生如今已是少尉、營政委助理。他幫她掛吊床、做飯、安排人照顧這位曾經的老師，像對待一位特別的客人。
1966年5月，經過數月的翻山越嶺，教師陳氏榮抵達西寧的南方中央局。恰逢美軍發動大規模掃蕩革命根據地。當年的年輕女教師正式穿上軍裝，成為《解放軍隊報》的記者。
國家統一後，少尉陳氏榮離開軍隊重返教育崗位。她在胡志明市教育廳工作，先後擔任多所中小學的副校長、校長。儘管有機會轉崗，她仍選擇堅守講臺。
85歲的陳氏榮依然小心保存著那份手寫調令和當年穿越長山時攜帶的小通行證。後來，她將一些在南方時的個人文件捐贈給了國家檔案中心第三區，以便機構能夠妥善保管和研究這些遺物。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