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當越南經濟對市場模式還持謹慎態度時,胡志明市選擇新順作為一次大膽的試驗。該市與臺灣投資者合作,按照新模式建設出口加工區,擁有同步基礎設施、面向出口的生產和“一站式”手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從新順開始,胡志明市繼續發展靈中、新平以及遍佈東南部的系列工業區。數萬名工人湧入,使該市多年來成為全國最大的生產和出口中心。

“新順出口加工區曾是胡志明市敢想敢幹精神的象徵”,國會代表、西貢大學突破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陳黃英副教授評價道。

在合併後的超大城市結構中,原胡志明市區域被定位為金融、科技和創新中心;平陽承擔大規模工業生產角色;而巴地-頭頓則是物流、港口和海洋經濟中心。這使得內城區工業區難以繼續按舊模式運營。

胡志明市面臨革新開放以來最大轉折

近年來,新順開始轉型。該出口加工區現有超過250個運營項目,其中70%以上是外資企業。新順不再追求快速填滿,而是主動篩選投資者以提高技術含量,引入瑞薩、VNG等企業。這裡不再只是加工中心,而逐漸成為高科技聚集地。

然而,越南第一個出口加工區正面臨巨大矛盾。新順的經營期限到2041年結束,即實際運營時間僅剩約15年。這使得許多投資者在考慮高科技或長期研發項目時產生顧慮。

經濟龍頭的兩難境地

不僅投資者,胡志明市也看到了新順出口加工區轉型的需求。2023年,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發布了2023-2030年階段、展望2045年的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區發展定向決定。其中,新順以及新平、吉萊、協福和平沼四個工業區被研究轉型模式。

據胡志明市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區管委會稱,如果轉型遲緩,該市面臨失去高質量外資吸引競爭力的風險。國際集團如今不再只關心稅收優惠或土地租金,而是優先考慮符合ESG標準、綠色發展和擁有現代數字基礎設施的工業區。

“沒有綠色、生態和高科技的工業區,胡志明市將很難吸引半導體、芯片、生物技術或可再生能源項目”,胡志明市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區管委會副主任阮文明淑表示。

根據路線圖,新順將成為與研發、創新和教育培訓相結合的高科技區。然而至今,這五個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的轉型仍未獲批。

阮文明淑表示進度緩慢有多方面原因。大部分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的企業已獲得長達50年的土地使用權和投資證書。如果企業沒有違法,該市不能強迫其搬遷或改變技術。如果收回土地進行重組,賠償和停產支持成本將非常巨大。

此外,許多企業希望更新技術但缺乏投資資源,而支持政策尚不足以覆蓋工業區內所有企業。

這使得胡志明市陷入兩難境地:希望轉向高價值經濟,但仍被舊的增長結構所拖累。

超大城市的增長新動力

合併後,胡志明市不僅擴大了面積和人口,還首次同時擁有三大優勢:平陽的工業;巴地-頭頓的港口和物流;以及原胡志明市的金融、科技和服務中心。

胡志明市面臨革新開放以來最大轉折

中央政府預計將賦予該市新的發展決議、特別城市法、更強的分權機制以及多項大規模跨區域基礎設施項目。

陳黃英副教授認為,合併後的胡志明市就像一個“新身體”、一輛“新車”,擁有比以往更多的增長動力。

據他介紹,最大的動力是高科技工業和綠色工業。該區域預計貢獻約33-35%的地區生產總值,集中在平陽的工業區、守德市以及巴地-頭頓的能源工業。整個系統將按照智能、綠色、循環、數字化和高科技的方向重組。

“這是目前最大的動力”,他說,同時認為未來外國直接投資將更多基於綠色、數字化和創新標準來吸引。

第二個動力是海洋經濟和物流。憑藉蓋梅-市威港口系統、芹椰國際中轉港、隆城機場和跨區域物流網絡,胡志明市在倉儲、港口和自由貿易中心發展方面具有巨大潛力。該領域預計貢獻約10%的地區生產總值。

據陳黃英介紹,該市正在規劃新的連接線路,例如從保邦經守德到巴地-頭頓的鐵路,以加快貨物運輸、降低物流成本並直接連接生產區和港口。

下一個動力是貿易-服務-旅遊和文化工業。目前該領域貢獻約15%的地區生產總值,但隨著環線、高速公路和跨區域基礎設施的完善,仍有很大潛力。

除了上述三大支柱,胡志明市在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醫療、教育培訓和科技方面也有巨大潛力。

其中,守添國際金融中心有望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因為越南正在重組資本市場並提升股市評級。

據陳黃英介紹,胡志明市也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醫療保健中心,服務規模約4000-5000萬人口,結合“醫療旅遊”模式。如果投資方向正確,教育培訓、科技創新和創新領域也還有很大空間。

執行環節的瓶頸

從企業角度看,胡志明市建設與建築材料協會主席丁鴻基認為,目前企業界最擔心的不再是缺乏機制,而是“機制有了,但轉化為價值的速度太慢”。

據他介紹,經過十多年的增長放緩,胡志明市必須改變發展模式才能重拾經濟龍頭的作用。

“胡志明市不缺優秀企業,不缺大投資者,也不缺想進入的資金。缺的是誰有權決定、決定需多長時間、以及延誤由誰負責”,他說。

他認為最大的瓶頸在於執行環節。許多項目不缺資金,企業也有足夠能力,但實施拖延是因為程序重疊、部門間協調落後以及怕擔責的心理。

“如果幹部還怕錯、怕簽字、不敢決策,那麼即使有再多新機制,也很難創造突破”,丁鴻基說。

胡志明市面臨革新開放以來最大轉折

胡英俊博士,富布賴特越南大學公共政策講師,在就《特別城市法》提出建議時認為,胡志明市的問題不僅在於基礎設施或體制。

據他介紹,過去大約十年,胡志明市並不缺乏特殊機制,但政策尚未產生明顯的增長動力,甚至該市的作用和貢獻呈下降趨勢。

他引用數據顯示,2001年東南部地區佔全國GDP的37.6%,現在只有31.1%;而紅河三角洲地區從約25%躍升至領先地位。20-25年前,胡志明市及巴地-頭頓、平陽地區貢獻了約50%的國家財政收入,現在約為三分之一。

這一趨勢也體現在特殊機制應用的各個階段。當2017年第54號決議頒佈時,胡志明市區域約佔全國GDP的27%;實施5-6年後降至24.5%,到2020年降至23.1%。

“《特別城市法》或放寬體制框架只是必要條件。問題在於實際的工作方式和機構運行”,他說。專家認為,關鍵點在於“非正式制度”,即系統實際運行的方式,從機構間協調到執行團隊的敢作敢為精神。

作為革新開放初期形成並正在轉型的工業區之一,新平工業區投資方新南公司總經理陳光長認為,轉型革新開放初期形成的工業區尚無先例。然而,胡志明市必須這樣做以尋找新的發展動力,並朝著兩位數增長目標邁進。

據他介紹,該市應大膽向中央政府提出突破性機制進行試點,如果有效則總結經驗並推廣。可考慮的政策包括為現有工業區延長一個20-50年的項目週期;同時提供租金、土地使用、稅費優惠以支持企業轉型。

“要突破,就必須提出尚未存在的機制,或解除不符合實際的規定。這也是已故總理武文傑的革新精神,是造就胡志明市今日龍頭地位的基礎”,陳光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