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当越南经济对市场模式还持谨慎态度时，胡志明市选择新顺作为一次大胆的试验。该市与台湾投资者合作，按照新模式建设出口加工区，拥有同步基础设施、面向出口的生产和“一站式”手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从新顺开始，胡志明市继续发展灵中、新平以及遍布东南部的系列工业区。数万名工人涌入，使该市多年来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和出口中心。
“新顺出口加工区曾是胡志明市敢想敢干精神的象征”，国会代表、西贡大学突破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陈黄英副教授评价道。
在合并后的超大城市结构中，原胡志明市区域被定位为金融、科技和创新中心；平阳承担大规模工业生产角色；而巴地-头顿则是物流、港口和海洋经济中心。这使得内城区工业区难以继续按旧模式运营。
近年来，新顺开始转型。该出口加工区现有超过250个运营项目，其中70%以上是外资企业。新顺不再追求快速填满，而是主动筛选投资者以提高技术含量，引入瑞萨、VNG等企业。这里不再只是加工中心，而逐渐成为高科技聚集地。
然而，越南第一个出口加工区正面临巨大矛盾。新顺的经营期限到2041年结束，即实际运营时间仅剩约15年。这使得许多投资者在考虑高科技或长期研发项目时产生顾虑。
经济龙头的两难境地
不仅投资者，胡志明市也看到了新顺出口加工区转型的需求。2023年，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发布了2023-2030年阶段、展望2045年的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区发展定向决定。其中，新顺以及新平、吉莱、协福和平沼四个工业区被研究转型模式。
据胡志明市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区管委会称，如果转型迟缓，该市面临失去高质量外资吸引竞争力的风险。国际集团如今不再只关心税收优惠或土地租金，而是优先考虑符合ESG标准、绿色发展和拥有现代数字基础设施的工业区。
“没有绿色、生态和高科技的工业区，胡志明市将很难吸引半导体、芯片、生物技术或可再生能源项目”，胡志明市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阮文明淑表示。
根据路线图，新顺将成为与研发、创新和教育培训相结合的高科技区。然而至今，这五个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转型仍未获批。
阮文明淑表示进度缓慢有多方面原因。大部分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已获得长达5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投资证书。如果企业没有违法，该市不能强迫其搬迁或改变技术。如果收回土地进行重组，赔偿和停产支持成本将非常巨大。
此外，许多企业希望更新技术但缺乏投资资源，而支持政策尚不足以覆盖工业区内所有企业。
这使得胡志明市陷入两难境地：希望转向高价值经济，但仍被旧的增长结构所拖累。
超大城市的增长新动力
合并后，胡志明市不仅扩大了面积和人口，还首次同时拥有三大优势：平阳的工业；巴地-头顿的港口和物流；以及原胡志明市的金融、科技和服务中心。
中央政府预计将赋予该市新的发展决议、特别城市法、更强的分权机制以及多项大规模跨区域基础设施项目。
陈黄英副教授认为，合并后的胡志明市就像一个“新身体”、一辆“新车”，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增长动力。
据他介绍，最大的动力是高科技工业和绿色工业。该区域预计贡献约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集中在平阳的工业区、守德市以及巴地-头顿的能源工业。整个系统将按照智能、绿色、循环、数字化和高科技的方向重组。
“这是目前最大的动力”，他说，同时认为未来外国直接投资将更多基于绿色、数字化和创新标准来吸引。
第二个动力是海洋经济和物流。凭借盖梅-市威港口系统、芹椰国际中转港、隆城机场和跨区域物流网络，胡志明市在仓储、港口和自由贸易中心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该领域预计贡献约10%的地区生产总值。
据陈黄英介绍，该市正在规划新的连接线路，例如从保邦经守德到巴地-头顿的铁路，以加快货物运输、降低物流成本并直接连接生产区和港口。
下一个动力是贸易-服务-旅游和文化工业。目前该领域贡献约15%的地区生产总值，但随着环线、高速公路和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仍有很大潜力。
除了上述三大支柱，胡志明市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医疗、教育培训和科技方面也有巨大潜力。
其中，守添国际金融中心有望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因为越南正在重组资本市场并提升股市评级。
据陈黄英介绍，胡志明市也有机会成为东南亚的医疗保健中心，服务规模约4000-5000万人口，结合“医疗旅游”模式。如果投资方向正确，教育培训、科技创新和创新领域也还有很大空间。
执行环节的瓶颈
从企业角度看，胡志明市建设与建筑材料协会主席丁鸿基认为，目前企业界最担心的不再是缺乏机制，而是“机制有了，但转化为价值的速度太慢”。
据他介绍，经过十多年的增长放缓，胡志明市必须改变发展模式才能重拾经济龙头的作用。
“胡志明市不缺优秀企业，不缺大投资者，也不缺想进入的资金。缺的是谁有权决定、决定需多长时间、以及延误由谁负责”，他说。
他认为最大的瓶颈在于执行环节。许多项目不缺资金，企业也有足够能力，但实施拖延是因为程序重叠、部门间协调落后以及怕担责的心理。
“如果干部还怕错、怕签字、不敢决策，那么即使有再多新机制，也很难创造突破”，丁鸿基说。
胡英俊博士，富布赖特越南大学公共政策讲师，在就《特别城市法》提出建议时认为，胡志明市的问题不仅在于基础设施或体制。
据他介绍，过去大约十年，胡志明市并不缺乏特殊机制，但政策尚未产生明显的增长动力，甚至该市的作用和贡献呈下降趋势。
他引用数据显示，2001年东南部地区占全国GDP的37.6%，现在只有31.1%；而红河三角洲地区从约25%跃升至领先地位。20-25年前，胡志明市及巴地-头顿、平阳地区贡献了约50%的国家财政收入，现在约为三分之一。
这一趋势也体现在特殊机制应用的各个阶段。当2017年第54号决议颁布时，胡志明市区域约占全国GDP的27%；实施5-6年后降至24.5%，到2020年降至23.1%。
“《特别城市法》或放宽体制框架只是必要条件。问题在于实际的工作方式和机构运行”，他说。专家认为，关键点在于“非正式制度”，即系统实际运行的方式，从机构间协调到执行团队的敢作敢为精神。
作为革新开放初期形成并正在转型的工业区之一，新平工业区投资方新南公司总经理陈光长认为，转型革新开放初期形成的工业区尚无先例。然而，胡志明市必须这样做以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并朝着两位数增长目标迈进。
据他介绍，该市应大胆向中央政府提出突破性机制进行试点，如果有效则总结经验并推广。可考虑的政策包括为现有工业区延长一个20-50年的项目周期；同时提供租金、土地使用、税费优惠以支持企业转型。
“要突破，就必须提出尚未存在的机制，或解除不符合实际的规定。这也是已故总理武文杰的革新精神，是造就胡志明市今日龙头地位的基础”，陈光长说。
（编译：Jon ；审校：Alex；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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