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日早上7點，載有越南國會代表的麵包車抵達阿磊縣（順化）與選民接觸。我也隨車前往山區阿磊縣採訪。天開始下小雨，到中午暴雨如注，下午雨更大，持續整夜，到11月2日早上，洪水已氾濫各地。
我穿上雨衣跑到縣人民委員會了解情況，卻聽說整個順化市已被淹沒，於是跑到縣郵局往家裡打電話，只聽到輕微的嘟嘟聲，然後沒了聲音。我跑到縣市場進一步瞭解情況。
那裡有一群每天從順化到阿磊跑生意的姐妹，她們消息靈通。她們哭訴道：“早上聽說洪水很大，全淹了，叔叔。”然後便說不出話來。
我立刻想到阿磊水文站，並撥通了電話。幸運的是，該站當時仍能與省氣象水文臺保持聯繫。從源頭獲得的關於降雨量和洪水演變的詳細信息非常寶貴。
但痛苦的是，熱門信息源源不斷，卻無法傳回報社。因為到11月2日中午，通訊完全中斷。
雨偶爾停一會兒，但11月2日下午又繼續下。阿磊的低窪地區和溪流沿岸都被紅色洪水淹沒。阿薩河、達令河水位上漲，將邊境沿線各鄉分割成孤立的區域。
通往順化的49號國道已被土石掩埋。14號國道阿磊以北連接9號國道、通往廣治方向的出口，也多處被山體滑坡掩埋。對外交通中斷，縣內交通也被洪水沖毀。整個路橋系統和電力系統被毀。阿磊完全孤立。
夜幕降臨，天漆黑一片，雨仍下個不停。縣招待所的房間裡，只有一盞小油燈照明。客人有四人：我和《承天順化報》記者公厚、省祖國陣線幹部阿蘭、一名工程車司機，都被洪水困住。幸運的是，阿蘭的小收音機還有電池，成了當時最珍貴的東西。
我們屏住呼吸，聽著越南之聲電臺播報的可怕洪水災情，整個中部地區被淹沒，焦點是承天順化。在昏暗的油燈下，我盡力將信息記在筆記本上，希望早日脫離孤立狀態，把文章發回報社。
11月4日，洪水的第四天，雨停了，阿磊源頭水位開始下降。此時災害焦點是順化市和各縣平原地區。無法出現在熱點地區，令人苦惱。
經過一番商議，我們決定沿49號國道步行回順化。這條路被山體滑坡分割成幾十段。我們步行，遇到滑坡段就設法越過繼續前進。我跑到縣市場買了多條短褲和T恤以及一些乾糧，準備明天一早出發。
但半夜，省人委會副主席黎文皇的司機阿嘉來報信，說明早有直升機運救災物資到阿磊，並接黎文皇回指揮部。黎文皇是承天順化省人委會副主席兼省防洪抗暴指揮部主任，11月1日來與選民接觸後被困在此。阿嘉說可以多帶幾個人上飛機，先報名，再按優先順序篩選。
第二天清晨，我們集中在食堂，吃了幾根木薯充飢，然後繫好背包等飛機。阿嘉出現說：直升機最多載20人（含飛行員），而報名返回的人太多，所以只優先安排需要返回的人。我懇求阿嘉，作為記者，我必須出現在熱點地區發稿。阿嘉沒有點頭，只叮囑：到時候有名字的人就上飛機。
大約早上10點，一架老舊的米-17直升機出現在阿磊上空，逐漸降低高度準備降落。這時我們才知道降落地點是縣運動場。於是，我們趕緊跑過去。一大群人剛跑到，卻被縣隊調來的士兵圍欄攔住維持秩序。等了近30分鐘，士兵才把大米和方便麵等救援物資從飛機上卸下來。
在發動機轟鳴和旋翼呼嘯聲中，一名戴著紅袖章的縣隊軍官拿著名單大聲念道：只有名單上的人才能上飛機。
幸好我有名字，爬上飛機時只剩下幾個位置。這時下面的人群已衝破圍欄跑到飛機起落架下。他們是那些跑生意的姐妹、被困多日的林場工人，急著回家。太多人哭著懇求幹部讓上飛機，但直升機最多隻能載20人。
飛機在下面的哭喊聲中起飛，如同戰時疏散景象。天空多雲，直升機不能飛太高，但飛太低可能撞上山崖。我閃過幾起雲霧中山崖直升機事故的念頭，然後自我安慰：無論如何，自己能幸運上飛機。
在救援機翼下，源頭山區呈現一片狼藉。溪流被紅土填滿，山坡像剛經歷過炸彈轟炸般坍塌。49號國道只隱約可見幾段。再也看不到塔良橋。如果那天我們徒步穿越森林回家，肯定會被困在路上，因為塔良橋從11月2日晚就被洪水沖走了。
飛機降落在富牌機場。景象如同戰時軍用機場。救援物資散亂，士兵穿著沾滿泥漿的軍服，在候機樓、停機坪上或站或坐，每張臉都緊繃著。跑道上，來自南北兩端的軍用運輸機不斷降落，運送援助順化的物資。
直升機不斷起降，接收物資運往各縣救援。我搭乘富牌176團的救援物資車回順化。第一件事是直奔省郵電局。洪水已退，通訊恢復。當傳真機嘟嘟作響，把文章傳回《年輕人報》報社時，我感到無比幸福。那是我離開阿磊前寫好的文章。
我完成了記者的使命：一定要把同胞的困境呈現在報紙上，讓全國共同分擔。
當時，通訊主要靠固定電話，而移動電話如諾基亞5110磚頭機只有領導才有。時事新聞通常由記者通過固定電話口述，報社派人記錄並打字成文。最快的傳稿方式是寫在紙上用傳真發回報社。但當電話中斷、四周被洪水包圍、總檯關閉時，手機也成了一塊廢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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