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5歲的教師陳氏榮仍清晰記得1965年她跋山涉水、穿越長山支援南方戰場的旅程。
7月17日，在國家文書檔案局（內務部）於河內舉辦的“幹部南下”檔案與遺物展覽開幕式上，陳氏榮身著綠色奧黛，白髮如雲，目光專注地看著自己的個人文件。
在眾多從北到南的幹部珍藏的寶貴遺物中，教師陳氏榮小心翼翼地保存著1965年9月14日由河內師範大學黨委書記簽署的手寫調令。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調令，更是開啟她充滿艱辛與榮耀的一生的里程碑。
抗美戰爭時期，戰場用代號稱呼。北方後方為A，17度線以南的南方戰場為B。北方幹部補充到南方稱為“南下”。他們包括醫生、教師、工程師、作家、藝術家、記者，由政府統一委員會管理。
陳氏榮1941年出生於南部。父親是北寧省順成縣人，是法國時期培養的知識分子。革命覺醒後，他秘密活動，1946年決定帶全家返回北方。那時，5歲的小陳氏榮由交通員輪流揹著，歷時六個月才到達北方。
多年後，當她接到南下命令時，母親只說了一句話令她銘記：“上次你趴在別人背上翻過長山。這次你要用自己的雙腳走。你走得了嗎？”
南下前，陳氏榮是北寧省慈山縣第三中學的數學物理教師，後被派往河內師範大學進修。與許多頂尖教授共事學習，這位24歲女教師的未來一度光明。但1965年5月，一切計劃轉向。根據能力和素質，組織決定調她南下。
父親犧牲，哥哥在國外學習，家中只剩母親和三個年幼的弟妹。她本人也曾希望繼續出國留學。但當被問是否願意接受任務時，她立即同意。“當時我只是一個除了年輕一無所有的青年。我的家庭得到黨和國家的照顧，當國家需要時，我不會退縮。”她回憶道。
出發前，隊伍像真正的士兵一樣進行行軍訓練。晚上，他們把磚頭放進背包，腰上綁沙袋，穿著膠鞋跋涉數十公里。每次訓練結束，腳都腫痛，要用熱水鹽水浸泡才能繼續。
但進入長山——從北方後方到南方前線的人力物力補給大動脈——後，他們才明白幾個月的訓練只是初步準備。陡坡連綿，爬完山又涉水，許多深淵只看到白雲覆蓋。有些夜晚，載著隊伍的車輛在軍事路網中迷路，天亮才發現幾乎回到了起點。
每個人自帶乾糧，到交通站領取大米、鹽或壓縮乾糧，然後繼續穿林。越深入，生活越簡化。
一次在林中休息時，陳氏榮趁機散步到僻靜處，發現兩棵高樹間掛著一張吊床。吊床上是一具穿著軍裝的骸骨，胸前抱著一把生鏽的AK步槍。沒人知道這位戰士是誰，躺了多久。她猜想他可能患瘧疾、精疲力竭，跟不上戰友。他掙扎著爬進樹林，掛上吊床後躺下，再也沒起來。
“那時我問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精疲力竭落在後面，會不會像那位戰士一樣？”她分享道。
1966年5月，隊伍接近南部戰場，炸彈突然傾瀉而下。大家正在活動時，飛機聲逼近，所有人急忙撲進掩體。轟炸後，一名幹部犧牲，留下河內的妻子和幼子。
對於像陳氏榮這樣的南下幹部，穿林涉水、面對炸彈、蚊蟲叮咬讓人精疲力竭。但看到交通員吃不飽、睡不夠，肩上永遠扛著AK保護、帶領一隊隊幹部穿越長山的人，她又覺得自己的犧牲算不了什麼。
和他們相處久了，她也習慣了他們獨特的指路方式。問多久到下一站，他們只是笑，用還不流利的京語說：“走著走著就到了。”或者說，一直走到浸溼的毛巾擰乾又溼透三四次就到了。沒人用公里量距離，時間以林中休息補給水的次數計算。
她最害怕的事還是來了。一場惡性瘧疾在長山中擊倒了她，迫使她在交通站躺了近半個月。藥品稀缺，有時虛弱到一步也走不動。有次她從中午爬到廁所，然後昏迷到黃昏才醒來。醒來時她首先想到的不是高燒，而是害怕林中的毒蛇或蠍子。
在交通站治療的日子裡，她遇到了作家鐵新（何文祿）和作曲家劉友福，他們也因病被迫停留。看著森林中患瘧疾的年輕姑娘，作家鐵新又心疼又愛憐地說：“女人家，誰讓你來這裡？”
身體逐漸恢復後，她跟著另一個隊伍繼續上路。在長山密林中，她意外重逢。單位裡一名年輕幹部看著她問：“是陳老師嗎？”
回憶往事，她認出那是阮光牟，她在河靜實習時的學生。當年的學生已是少尉、營政治助理。他為他掛吊床、做飯，安排人照顧這位特殊客人。
1966年5月，經過數月跋山涉水，教師陳氏榮到達西寧的南方中央局。恰逢美軍發動大規模掃蕩革命根據地。當年的年輕女教師正式穿上軍裝，成為《解放軍報》記者。
國家統一後，少尉陳氏榮退伍重返教職。她在胡志明市教育廳工作，後相繼擔任多所中學的副校長、校長。儘管有機會轉行，她仍選擇堅守講臺。
85歲的陳氏榮仍小心保存著那張手寫調令和當年穿越長山時攜帶的小通行證。之後，她將部分在南方時的個人文件捐贈給第三國家檔案中心，以便這些遺物得到妥善保存和研究。
山河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