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八月革命和9月2日國慶81週年，教授、博士範紅松——河內國家大學越南學與發展科學研究院科學培訓委員會主席，接受了《青年報》的深度專訪。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當全民族決心“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一書的作者，分享了越南八月革命的巨大意義，世界史學界如何高度關注八月革命，以及誰是第一個使用“八月革命”這一術語的人……

八月革命，一個懂得團結的民族的偉大復興

請問您是怎樣機緣巧合成為深入研究越南八月革命的專家的？

我最初開始研究八月革命的機緣，是1990年我被留在河內國立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歷史系任教（該校前身為河內綜合大學）。

我當時的老師馮有富教授告訴我，他當學生時，曾被黎茂罕、丁春林等老師帶回北坡，向當地百姓詢問1941-1942年中央第八次會議期間胡志明主席與他們的交往，以及胡主席在越北戰區的往事。

老師鼓勵我們研究越南革命歷史，尤其是八月革命。

兩年後，1992年，我被派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留學。在選擇碩士論文題目時，我的導師是伯恩哈德·達姆教授。

他對胡志明主席懷有深厚感情，1991年在西方一所大學（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帕紹大學）成功組織了首屆關於胡志明主席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他對我說，希望我以八月革命為題寫論文，比較越南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在八月革命研究成果上的異同。

由於論文比較了觀點截然不同的兩個史學界在八月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資料上的異同，我從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八月革命和越南革命。

瞭解了西方史學界關於八月革命的研究成果後，您有何看法？

我驚訝地發現，原來世界對我們的八月革命如此關注。

有些經典著作已成為全世界歷史學、區域研究、東南亞研究領域的“枕邊書”，而這些著作正是關於越南八月革命的研究。

例如保羅·穆什的《越南：一場戰爭的社會學》，以及德維萊爾的《1940-1952年越南史》，這些書問世很早，但國內幾乎無人留意。

接著是法國和美國史學界的著作。到1990年代，許多人知道了大衛·馬爾1995年在美國出版的《越南1945：追尋權力》，這是一部關於八月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鉅著。

當然，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越南史學界不能不予以爭辯，以捍衛我國人民在八月革命中偉大事業的意義。

從此，我決心從史料到理論等多個角度深入研究這場革命。

從農民參加八月革命動機這樣的小問題，到為什麼直到最後一刻，從保大皇帝到越南親法、親日政黨領袖，如越南復國同盟會、西貢的統一國家陣線、北方的越南大國聯盟，以及高臺教、和好教等教派，都自願站到越南的旗幟下這樣的大問題。

這些問題促使我尋求透徹的解答。非常高興的是，到2025年紀念八月革命勝利80週年時，我完成了關於這場革命的第一部專著。

我的國家委託著作《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當全民族決心“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已由真理國家政治出版社出版發行。

這是集越南史學界和國外史學界關於八月革命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也是越南歷史學家獨立撰寫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關於八月革命的專著。

以前我們有很多關於八月革命的專著，但都是集體著作。

撰寫這本書的研究過程中，您一定有許多深刻的回憶吧？

我從1990年到2025年一直追隨這個課題。這段旅程給了我許多深刻而感人的回憶。

例如，我曾與一位非常特別的歷史見證人會面。他就是查爾斯·芬恩——OSS（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的一名軍官——1945年3月19日曾在昆明（中國）直接會見胡志明主席，此後越盟陣線同OSS建立了良好合作，使越南人民的獨立鬥爭與全人類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融為一體。

1997年，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個關於越南的大型研討會上見到了他。

當時他已年近八旬。我請他在300多位國際演講者面前公開回答一個問題：“有人說胡志明是你的間諜，這是真的嗎？”

他非常直率地回答：“胡志明不是我的間諜。胡志明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夥伴。”

我不給他發工資，他也不必聽命於我。我需要日軍情報時，胡先生和越盟提供給我們；胡先生需要奎寧給戰友治病、需要武器抗日時，我們給予幫助。因此這是合作關係，不是間諜與指揮官的關係。”

這一公開表態消除了敵對勢力散佈的胡志明充當OSS走狗的謠言和詆譭。

另一個回憶是，我見到越盟運動的參與者時，問他們：為什麼參加越盟？他們很坦誠地說，當時不明白為什麼參加，但加入後他們明白了，自己參加越盟是非常正確的。

這些事讓我明白，我們的八月革命確實是懂得團結的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正是胡志明所說的：“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歷史越久遠，越能顯現八月革命的偉大

您能談談八月革命的偉大之處嗎？

可以說，在二戰結束時，整個東南亞只有兩個國家通過革命贏得了獨立，即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八月革命只在這兩個國家發生。但印尼有不同的劇本，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劇本。

說八月革命是越南民族的第一次革命已很清楚，但它還是亞洲第一場革命。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越南八月革命是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奮起進行的革命。那才是真正的革命。

第二，八月革命的偉大成就是恢復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但我們還沒充分強調八月革命的另一個偉大之處：它結束了君主制，在越南歷史上誕生了民主共和制度，這也是亞洲和東南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印尼革命成功，但並未建立印度尼西亞民主共和國。

八月革命的成就非常偉大。就在獨立宣言儀式後的第二天，1945年9月3日，胡志明主席召集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會議，在革命政權的六項緊迫任務中，他提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儘早組織選舉國會的總選舉，以便國會制定憲法，保障越南公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我們的總選舉已在1946年1月6日敵人的炮火下成功舉行。

這也是亞洲第一次總選舉。因此，越南國會也是亞洲第一個按照自由法治民主共和國形式產生的國會。

越南民主共和國憲法於1946年經國會通過，也是亞洲歷史上第一部民主憲法。越南是亞洲第一個達到崇高民主成就的國家。

因此，歷史越久遠，我們越能看到八月革命的偉大。它開啟了越南民族從奴隸時代向自由和進步時代的偉大飛躍。

不再是氏嫗、阿法的越南，而是一個覺醒的越南，擁有充分的民族基本權利和自身人權。

誰是第一個提出“八月革命”這一術語的人？

您是如何發現“八月革命”這一術語的作者是長征的？

我不是第一個公佈這一發現的人。第一個發現長征是“八月革命”術語首創者的是挪威歷史學家斯坦·唐納森，他是1991年出版的《1945年越南革命：羅斯福、胡志明和戴高樂在戰爭世界中》一書的作者。

正是他第一個發掘了長征總書記發表在《解放旗報》1945年9月12日上的文章《革命還是政變》。他告訴了我這一信息。他建議我核實那篇文章是否如他所想，我核實後確實如此。

文章開頭，長征寫道：“我們進行了八月革命。”

此前，檢查黨的宣傳資料和政治活動中，只有“革命”這一術語。正是長征總書記第一個將其命名為“八月革命”。

那麼，憑藉那篇文章，長征總書記也被認為是第一個為後世史學界開創八月革命研究的人？

是的。在那篇文章的全部內容中，長征總書記進行了辯論：剛剛發生在越南的事件本質是政變還是革命。

它引發了我許多思考：革命剛剛成功，就有一些勢力否定我們革命的性質。他們說是政變，貶低那場革命的偉大。

因此長征總書記不得不發聲。一是為了捍衛革命的性質和偉大，二是為了讓黨員和人民理解。

長征總書記分析得非常精闢。他寫道，政變是舊權力結構中的一股力量，用武裝、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推翻當權集團，換成新的當權集團，但不改變政治本質，不改變權力結構，也不改變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革命是徹底終結舊制度，代之以新的政治制度，為國家和民族走向新的社會制度開闢道路。

因此，我們的革命結束了君主制的存在，結束了殖民法西斯秩序，建立了完全新體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獨立越南。

顯然，那是一場革命。後來西方史學家也不得不承認長征先生的這一論斷。甚至一些對越南革命很不懷好意的人最終也不得不接受這一論點。

斯坦·唐納森也斷言，越南八月革命可與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辛亥革命相媲美。

憑藉1945年9月12日發表的那篇文章，長征總書記不僅是第一個為八月革命歷史研究開闢道路的人，而且他本人也是作為總書記促成那場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