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月革命和9月2日国庆81周年，教授、博士范红松——河内国家大学越南学与发展科学研究院科学培训委员会主席，接受了《青年报》的深度专访。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当全民族决心“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一书的作者，分享了越南八月革命的巨大意义，世界史学界如何高度关注八月革命，以及谁是第一个使用“八月革命”这一术语的人……
八月革命，一个懂得团结的民族的伟大复兴
请问您是怎样机缘巧合成为深入研究越南八月革命的专家的？
我最初开始研究八月革命的机缘，是1990年我被留在河内国立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历史系任教（该校前身为河内综合大学）。
我当时的老师冯有富教授告诉我，他当学生时，曾被黎茂罕、丁春林等老师带回北坡，向当地百姓询问1941-1942年中央第八次会议期间胡志明主席与他们的交往，以及胡主席在越北战区的往事。
老师鼓励我们研究越南革命历史，尤其是八月革命。
两年后，1992年，我被派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留学。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我的导师是伯恩哈德·达姆教授。
他对胡志明主席怀有深厚感情，1991年在西方一所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帕绍大学）成功组织了首届关于胡志明主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他对我说，希望我以八月革命为题写论文，比较越南史学界与西方史学界在八月革命研究成果上的异同。
由于论文比较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史学界在八月革命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资料上的异同，我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八月革命和越南革命。
了解了西方史学界关于八月革命的研究成果后，您有何看法？
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对我们的八月革命如此关注。
有些经典著作已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区域研究、东南亚研究领域的“枕边书”，而这些著作正是关于越南八月革命的研究。
例如保罗·穆什的《越南：一场战争的社会学》，以及德维莱尔的《1940-1952年越南史》，这些书问世很早，但国内几乎无人留意。
接着是法国和美国史学界的著作。到1990年代，许多人知道了大卫·马尔1995年在美国出版的《越南1945：追寻权力》，这是一部关于八月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巨著。
当然，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越南史学界不能不予以争辩，以捍卫我国人民在八月革命中伟大事业的意义。
从此，我决心从史料到理论等多个角度深入研究这场革命。
从农民参加八月革命动机这样的小问题，到为什么直到最后一刻，从保大皇帝到越南亲法、亲日政党领袖，如越南复国同盟会、西贡的统一国家阵线、北方的越南大国联盟，以及高台教、和好教等教派，都自愿站到越南的旗帜下这样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促使我寻求透彻的解答。非常高兴的是，到2025年纪念八月革命胜利80周年时，我完成了关于这场革命的第一部专著。
我的国家委托著作《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当全民族决心“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已由真理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集越南史学界和国外史学界关于八月革命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也是越南历史学家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八月革命的专著。
以前我们有很多关于八月革命的专著，但都是集体著作。
撰写这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您一定有许多深刻的回忆吧？
我从1990年到2025年一直追随这个课题。这段旅程给了我许多深刻而感人的回忆。
例如，我曾与一位非常特别的历史见证人会面。他就是查尔斯·芬恩——OSS（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的一名军官——1945年3月19日曾在昆明（中国）直接会见胡志明主席，此后越盟阵线同OSS建立了良好合作，使越南人民的独立斗争与全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融为一体。
1997年，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个关于越南的大型研讨会上见到了他。
当时他已年近八旬。我请他在300多位国际演讲者面前公开回答一个问题：“有人说胡志明是你的间谍，这是真的吗？”
他非常直率地回答：“胡志明不是我的间谍。胡志明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伙伴。”
我不给他发工资，他也不必听命于我。我需要日军情报时，胡先生和越盟提供给我们；胡先生需要奎宁给战友治病、需要武器抗日时，我们给予帮助。因此这是合作关系，不是间谍与指挥官的关系。”
这一公开表态消除了敌对势力散布的胡志明充当OSS走狗的谣言和诋毁。
另一个回忆是，我见到越盟运动的参与者时，问他们：为什么参加越盟？他们很坦诚地说，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参加，但加入后他们明白了，自己参加越盟是非常正确的。
这些事让我明白，我们的八月革命确实是懂得团结的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胡志明所说的：“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历史越久远，越能显现八月革命的伟大
您能谈谈八月革命的伟大之处吗？
可以说，在二战结束时，整个东南亚只有两个国家通过革命赢得了独立，即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八月革命只在这两个国家发生。但印尼有不同的剧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剧本。
说八月革命是越南民族的第一次革命已很清楚，但它还是亚洲第一场革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越南八月革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奋起进行的革命。那才是真正的革命。
第二，八月革命的伟大成就是恢复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但我们还没充分强调八月革命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它结束了君主制，在越南历史上诞生了民主共和制度，这也是亚洲和东南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印尼革命成功，但并未建立印度尼西亚民主共和国。
八月革命的成就非常伟大。就在独立宣言仪式后的第二天，1945年9月3日，胡志明主席召集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会议，在革命政权的六项紧迫任务中，他提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尽早组织选举国会的总选举，以便国会制定宪法，保障越南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我们的总选举已在1946年1月6日敌人的炮火下成功举行。
这也是亚洲第一次总选举。因此，越南国会也是亚洲第一个按照自由法治民主共和国形式产生的国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于1946年经国会通过，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越南是亚洲第一个达到崇高民主成就的国家。
因此，历史越久远，我们越能看到八月革命的伟大。它开启了越南民族从奴隶时代向自由和进步时代的伟大飞跃。
不再是氏妪、阿法的越南，而是一个觉醒的越南，拥有充分的民族基本权利和自身人权。
谁是第一个提出“八月革命”这一术语的人？
您是如何发现“八月革命”这一术语的作者是长征的？
我不是第一个公布这一发现的人。第一个发现长征是“八月革命”术语首创者的是挪威历史学家斯坦·唐纳森，他是1991年出版的《1945年越南革命：罗斯福、胡志明和戴高乐在战争世界中》一书的作者。
正是他第一个发掘了长征总书记发表在《解放旗报》1945年9月12日上的文章《革命还是政变》。他告诉了我这一信息。他建议我核实那篇文章是否如他所想，我核实后确实如此。
文章开头，长征写道：“我们进行了八月革命。”
此前，检查党的宣传资料和政治活动中，只有“革命”这一术语。正是长征总书记第一个将其命名为“八月革命”。
那么，凭借那篇文章，长征总书记也被认为是第一个为后世史学界开创八月革命研究的人？
是的。在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中，长征总书记进行了辩论：刚刚发生在越南的事件本质是政变还是革命。
它引发了我许多思考：革命刚刚成功，就有一些势力否定我们革命的性质。他们说是政变，贬低那场革命的伟大。
因此长征总书记不得不发声。一是为了捍卫革命的性质和伟大，二是为了让党员和人民理解。
长征总书记分析得非常精辟。他写道，政变是旧权力结构中的一股力量，用武装、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推翻当权集团，换成新的当权集团，但不改变政治本质，不改变权力结构，也不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革命是彻底终结旧制度，代之以新的政治制度，为国家和民族走向新的社会制度开辟道路。
因此，我们的革命结束了君主制的存在，结束了殖民法西斯秩序，建立了完全新体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越南。
显然，那是一场革命。后来西方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长征先生的这一论断。甚至一些对越南革命很不怀好意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论点。
斯坦·唐纳森也断言，越南八月革命可与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相媲美。
凭借1945年9月12日发表的那篇文章，长征总书记不仅是第一个为八月革命历史研究开辟道路的人，而且他本人也是作为总书记促成那场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
（编译：Cici ；审校：Woo；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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