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想過或將他當作殘疾人對待。後來畢業後，他開辦了一所收養孤兒和殘疾兒童的學校。他的學生現在已經大學畢業，在日本、美國、越南工作，生活穩定。

那些朋友給了我一個信念：殘疾人並不缺乏毅力，他們缺乏的是機會和一個足夠正常的生活環境。

面對越南700萬殘疾人，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零散的努力或一時的善意，而是需要一個全面且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發達國家，支持殘疾人的方式不是“施捨”意義上的“幫助”，而是“重新設計”社會。

在美國和歐洲，《無障礙法》是一項強制性標準，而非可選。所有公共設施如果不能供所有人使用，則根本不允許運營。

在新加坡，“包容性設計”是城市規劃的基礎。他們不是在工程完成後為殘疾人增設專用通道，而是從一開始就設計成任何人，無論是坐輪椅還是拄柺杖，都能獨立移動。

而在日本或澳大利亞，殘疾人獨自乘坐地鐵、公交車是常事，因為交通系統與升降平臺和感應指示器同步設計。

最大的教訓是：不要走拼湊之路。應將支持殘疾人視為文明的技術標準，而非慈善活動。

我認為是時候改變思維了，從“同情”轉向“尊重和創造條件”。有些事情我們可以立即做，並且堅決地做。

首先是強制標準化公共基礎設施。我們需要將無障礙標準變為建築許可的先決條件。

沒有標準坡道的建築、過高的人行道或沒有盲文按鈕的電梯必須被拒絕驗收。對於舊建築，需要在3-5年內製定明確的改造路線圖，而不是任由“無法進入”的狀況年復一年地持續。

其次是融合教育必須伴隨真實能力。融合不是讓殘疾兒童坐在普通班級裡充數。

需要培訓專業教師隊伍，並投資於合適的學習工具，如屏幕閱讀軟件或互動電子書。教育的最終目標不是文憑，而是讓學生畢業後擁有職業並能靠職業生活。

第三是從“創造工作崗位”轉向“創造價值”。我認為需要具體政策鼓勵企業僱用殘疾人，不是為了名聲，而是因為他們確實在適合的領域有能力。國家可以通過實質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和針對殘疾人的創業支持包來提供支持。

最後也是最難的：改變視角。殘疾人面臨的最大障礙不在臺階或狹窄的門，而在於社會如何看待他們。

不要稱他們為“需要幫助的對象”，應視他們為社會資源的一部分——擁有權利、義務和能力做出貢獻的人。

國家、企業和社會需要攜手創造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清晰的政策、強制性標準、支持技術和一個理解的社區。

那時，“消除障礙”將不再是橫幅上的口號，而是鋪路磚的每一次改變。殘疾人不需要一個善良的社會，他們需要一個公平的社會。公平不是給予更多，而是從一開始就不剝奪他們的機會。

而有時我們能為他們做的最偉大的事情，簡單來說就是重新設計一個合適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