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多年後，他們曾在北方留下履歷，如今這些曾奔赴南方的教師們得以與同事重逢，透過褪色的資料回顧自己的青春時光。
7月17日，由國家檔案局舉辦的《青春留駐》展覽展示了100多份“南下”幹部的檔案和遺物，成為各代教師、醫生、工程師等曾在1959-1975年間奔赴南方教學、勞動、直接戰鬥的人們的重逢會。
這一政策源於南方在遭受對方掃蕩和恐怖襲擊後急需人力物力支援的緊迫現實。北方幹部被補充到南方稱為“南下”。最初是武裝力量，後來擴展到多個部門，包括幹部、黨員、教師、醫生、工程師、文藝工作者，由政府統一委員會管理。
南下行程始終絕對保密，甚至對家人也是如此。志願者們悄悄離開工作崗位，在河內、和平、舊河西的秘密度假地集結。組織文件、人事資料如黨員履歷、幹部履歷、勳章，以及個人物品如照片、日記、信件、存摺等都留在北方，等待他們歸來。
26歲時，教師阮越英，當時是舊河西國威縣石舍初中的副校長，接到了南下出發的決定。“我想為國家的統一奉獻自己的一部分青春”，這位曾教文學的老師講述了1969年自願申請的理由。與一代大學生投筆從戎直接上戰場的同時，一代教師也踏上了征途。
1969年冬天，一批教育系統幹部在完成了理論培訓、射擊學習、新兵訓練後，集中在河內出發。家人、朋友都不知道，阮越英老師也來不及寫信回家，因為行程必須保密。整個百人團隊乘火車到廣平，然後徒步穿越長山進入戰場。
多年後，這位82歲的老師仍記得長山森林裡的除夕夜。年夜飯只有乾糧和飯糰，慶祝新年後又繼續行軍。走了半年才到達任務地點，多次因炮擊險些喪命，許多人因體力不支、重病倒在路上。進入戰場後，教師們除了教學還兼任文化幹部、辦報、做民運和兵運工作。
阮越英被調任為180團的文化助理——該團是保護南方中央局的安全機構，駐紮在西寧。這位年輕教師專門為單位的班幹部進行文化培訓，接待和指導來自北方的“新兵”教師團。國家統一後，他於1976年返回河內，繼續在教育部門工作直到退休。
這次展覽是罕見的機會，讓這位文學老師得以與各代南下的朋友、戰友重逢，這些人他還記得名字和麵容，從黎庭立到仲文、楊玉晉……他遺憾當年行軍中有四位女教師，其中一位已長眠南方前線，未能等到統一之日。如果重新選擇，他說他仍然會選擇南下。
與舊同事重逢，教師陳氏富平選擇了一條格子巾，勾起1973年南下歲月的回憶。這位河內行鐵街的女兒，看著留在北方的青年時期遺物，從糧食供應券到團員履歷，難掩激動。老師平出發時，每月12公斤大米的糧票從河內轉到南方幹部培訓學校。
“沒想到有一天能再看到自己過去的遺物，那是無可替代的記憶”，她說，認為自己的貢獻就像“大海中的一粒沙”，相比那些為國家犧牲和奉獻的世代。
與教師們同樣激動，河內市原市委書記範光毅在看到1971年南下前留給統一委員會的遺物時感到驚訝。從個人履歷、高中學業成績單到四好團員證書——這些他自己也不敢確定以後還能再見到。“一套簡陋的檔案”，在國家檔案局保存的72000套檔案之中。
“幸運的是人還活著，物品還在，同志朋友們還有機會見面。那是特別的幸福”，他說。
範光毅認為，當年每位南下幹部出發時各有不同的境況，但可能都有“祖國高於一切”的共同信念。文件是個人遺物，但也讓他這樣的戰爭經歷者回想起戰場、戰友和過去的經歷。今天的越南人生在和平與發展中，但仍有時間回望、感恩那些在抗戰中犧牲的人。
國家檔案局局長鄧青松表示，該機構正在保管超過72000份南下幹部的檔案。至今，大部分文件仍在尋找主人或等待家屬認領。檔案和遺物的歸還面臨困難，因為許多人已去世，或因行政區劃變更，文件中的鄉村名稱和住址已改變。
該局已建議內務部發文給各地，聯繫尋找檔案的主人。同時，該機構計劃將所有資料數字化，上傳至官方網站，供家屬查詢並領取副本，或直接到河內市陶晉街12號辦理。
“原件已成為國家財產，將由單位保存，留給後世”，他說。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