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三中全會:將越南發展為發達國家的戰略轉變

原國會經濟與財政委員會副主任陳文博士指出,越共三中全會通過了多項重要內容,其中包括關於越南發展模式改革的決議。

這是一個戰略轉變,將推動發展模式革新,旨在實現到2045年將越南建設成為發達、高收入國家的目標,併為2030-2130年黨領導下下一個百年的願景奠定基礎。

戰略轉變推動國家發展

* 越南發展模式改革決議被認為是越南發展思維的根本性變化。在當前激烈競爭背景下,什麼將決定這一轉變的成功?

——中央全會通過的發展模式改革決議標誌著越南戰略思維的根本轉變,轉向基於生產率、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源的發展模式。這一轉變尤為重要,因為舊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完成其歷史使命,使越南擺脫貧困併成為中等收入國家。

越共三中全會:將越南發展為發達國家的戰略轉變

新模式具有時代性,其根本創新在於轉換動力,以知識和創新為主要驅動力;轉變地位,向全球價值鏈更高端攀升。同時轉換理念,以人為中心、為主體,是最重要的資源和發展最高目標。這不僅是對經濟方式的改變,更是對國家發展視野的革新。

在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科技革命飛速發展的背景下,這一轉變面臨機遇與挑戰交織,是在全球競爭漩渦中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

在新模式的三個決定性因素中,體制突破最為重要,將為私營部門營造開放、活躍、振奮的氛圍,推動科技研發和創新。人力資源質量被視為生存要素,教育培訓體系的重構需與市場需求和尖端技術產業相結合。

技術自主和本土企業能力受到重視,越南企業必須崛起為核心力量,掌握核心技術並創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回顧整個會議,特別是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的閉幕詞,可以看到一致的精神:決議再正確也只是開始,行動和實際結果才是最終衡量標準。中央要求迅速將決議付諸實踐,徹底扭轉“決策大但落實慢”的局面。執行必須明確責任人、任務、職責、時限和成果。

這次戰略轉變是越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動力,自信邁向2030年、2045年的民族歷史裡程碑,為黨領導下下一個百年的願景奠定基礎。

越共三中全會:將越南發展為發達國家的戰略轉變

將中央決策轉化為發展力量的關鍵

* 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提出了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每個決策要消除哪個瓶頸?創造哪些新能力?需要什麼條件才能有效執行?

在您看來,越南需要優先處理哪個“瓶頸中的瓶頸”,以使越共三中全會的重大決策真正轉化為增長和國家競爭力?

——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向中央提出的三個具有高度行動性的問題——消除哪個瓶頸?創造哪些新能力?需要什麼條件來執行?——準確地指出了經濟的弱點。阻礙重大決策轉化為實際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執行能力和資源分配機制。首先,法律體系的交叉重疊和“寧可不動也不犯錯”的心態。現行法律體系存在諸多瓶頸、法律之間的衝突,給執行幹部帶來法律風險。許多投資項目和公共投資資金遲遲未能撥付,不是因為缺錢,而是因為擔心責任而不敢作為。其次,資源分配機制被行政化。從資本、土地、資源到高素質人力資源,國家資源尚未真正按照接近國際標準的市場機制分配。分配分散,缺乏對尖端技術行業或有能力引領的私營企業的聚焦。

為了回答蘇林總書記、國家主席的三個問題,需要消除體制瓶頸,徹底削減行政手續,以“建設、促進”的思維重新規劃法律體系,使其開放、透明、統一。當體制通暢時,國家競爭力將不再依賴廉價勞動力或原材料,而是轉向技術自主能力、全要素生產率和本土經濟集團的力量。保護敢想敢幹幹部的機制,需通過法律文書明確界定“為私利犯錯”和“為公共利益創新試錯”的界限。實施定量化結果衡量(KPI),各部門、地方接受任務時必須承諾具體的產出,並附上相應時限和資源。提出這三個關鍵問題表明中央已直面“執行不力”的病症,決心解決這一“瓶頸中的瓶頸”,視其為“突破中的突破”。

陳文博士強調,當機構從交叉重疊、模糊不清的規定所導致的風險中解放出來,當企業在安全、公平、公開、透明的法律環境中自由創新時,中央的重大決策將立即轉化為新的資本、技術和生產力,推動經濟強勁突破。在全球動盪背景下,哪個國家決策更快、政策反應更靈活、組織執行更好,誰就將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