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當傳媒空間在數字技術、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的影響下日新月異時,宣傳方式若不大力革新,將難以跟上社會生活的變化。
因此,革新宣教工作不僅是傳媒技術的要求,首先是思維、接近方式和與社會對話方式的革新。
新聞界必須真正成為掌握網絡空間的主力軍
如今,人們不再單向接收信息,也不等待來自單一來源的信息。
每個人既是接收者,也可能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生活中的一件事可以在幾分鐘內被記錄、評論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在那種環境下,官方信息如果更遲緩、更生硬或缺乏說服力,就容易被謠言、揣測以及以更吸引人的方式呈現的虛假信息所淹沒。
因此,官方新聞界必須真正成為掌握網絡空間的主力軍,不僅依靠法律地位或正當性,更依靠信息質量、反應速度、分析深度和建立信任的能力。
掌握網絡空間並不意味著用大量內容充斥社交媒體,而是創造出有價值的新聞產品,能夠引導認知、正確解釋問題本質,併為公眾提供可靠的依據以辨別是非。
為此,新聞界需要強力轉變思維,從“報道已發生之事”轉向“解釋社會正在關注之事”。
限制“禮儀式”、“制服式”報道
人們不僅需要知道一場會議舉行、有多少代表出席、誰致開幕詞,更重要的是他們想知道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對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以及所做出的承諾將如何履行。
如果新聞界僅停留在描述儀式、羅列與會者、依次複述發言,那麼即便信息準確,也難以產生社會影響。
因此,限制“禮儀式”、“制服式”報道應被視為革新宣傳工作的突破點之一。
“禮儀式”是指儀式壓過內容,而“制服式”是指多家新聞機構以相同的模式報道同一事件,從標題、圖片到表達方式。結果是信息變得單調、缺乏發現、無法體現每家新聞機構的特色,也無法滿足公眾日益多樣化的需求。
每個政治、經濟、文化或社會事件都有多層次的意義。新聞界需要選擇貼近生活的切入角度,從民眾的需求出發提出問題,並尋找具體的答案。
一項新政策需要通過人民、企業和社區能直接感受到的變化來解釋。一項重要決議需要轉化為關於執行、人物和結果的生動故事。
當政策用生活的語言來講述時,宣傳工作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革新宣教工作還要求多樣化傳媒方式,針對不同對象群體。不能對幹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和青年使用同樣的內容和表達方式。
年輕人需要簡短、直觀、互動性強的產品,但這並不意味著簡化或使內容貧乏。勞動者需要實用、與權益、就業、生活相關的信息。
知識分子群體需要有科學依據、有理論深度和對話能力的分析。偏遠地區的同胞需要適合其技術獲取條件、語言和地方文化特點的傳媒形式。
公眾的分化要求從事宣教工作的人,包括新聞工作者,更深入地瞭解公眾。
有效的傳媒不是從“我們想說什麼?”這一問題開始,而需要同時回答“人們正在關心什麼、困惑什麼,需要以何種方式得到解答?”。
這是從強加式宣傳轉向說服式宣傳、從單向傳達轉向互動與對話的重要轉變。
與此同時,需要更好地開發新的傳媒形式,如數據新聞、圖形、短視頻、播客、紀錄片、在線座談、互動產品等。技術必須成為幫助官方信息更快、更近、更生動地到達公眾的工具。
革新必須始終與確保準確性、人文性和社會責任並行
然而,形式革新必須始終與確保準確性、規範性、人文性和社會責任並行。不能為了追求點擊量而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隨意的表達方式或刺激負面情緒。
最終,要讓官方新聞界主導網絡空間,核心仍然是鞏固公眾的信任。這種信任源於真實、及時、透明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當新聞界敢於觸及難題、如實反映不足、指出解決方案、傳播積極價值時,新聞界將不僅是傳遞主張、政策的工具,更成為黨、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持久橋梁。
數字時代的宣教工作革新必須朝向一個更主動、更富創意、更貼近人民、更具說服力的官方傳媒體系。
當每一條信息都源於實踐、指向人的需求、並以合適的方式呈現時,宣教工作才能真正達成共識、激發發展渴望,為建設一個信念堅定、精神富足的社會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