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校副校長黃克利在會議開幕時表示，隨著各國面臨氣候變化、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喪失、能源轉型、人口老齡化、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貿易和價值鏈的轉變，傳統的發展理念正受到根本性的重新審視。
他說，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核心問題已從“如何增長更快”轉向“如何增長得更好、更可持續”。
“增長必須由勞動生產率、創新和高質量人力資源驅動；高效利用自然資源；增強抵禦氣候變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確保發展成果廣泛共享，不讓任何人掉隊。”他說。
對越南來說，經過四十多年的經濟改革，這一挑戰尤為重大。越南到2045年成為發達高收入經濟體的雄心，以及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承諾，要求其增長模式、經濟結構、技術、人力資源、資源治理和制度質量發生根本性變革。
本次會議的一個關鍵主題是承諾、計劃和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特別是在糧食體系轉型方面。
國際生物多樣性中心與國際熱帶農業中心聯盟（CIAT）的馬克·倫迪表示，越南已經建立了較為全面的糧食體系轉型政策和夥伴關係框架。
他表示，越南《透明、負責任和可持續糧食體系轉型國家行動計劃》由一個涉及49個簽署方和5個技術工作組的夥伴關係支持。2023-2026年審查發現，53個組織正在開展260多項活動，各省正在制定自己的計劃並測試監測指標框架。
“我們不缺證據或計劃。現在的問題不再是‘我們該做什麼？’，而是‘為什麼實際落地行動如此之少？’”倫迪說。他提出，要彌合這一差距，需要同時具備三個條件：政策、能力和資金。
越南的政策方向已相對清晰，但需要更強的執行能力和切實可行的資金路線圖，將優先事項轉化為具體的預算分配。“政策、能力、資金，三者缺一，你得到的只是一份更好的文件，而非一個更好的糧食體系。”倫迪說。
他補充說，能力是最重要的瓶頸之一。糧食體系涉及農業、健康、貿易、環境、教育和金融，而現有機構結構和培訓項目在總體上仍圍繞單一學科組織。
“我們培養出優秀的農學家、經濟學家和營養學家，卻要求他們去解決橫跨所有這些學科的問題。當協作沒有自然發生時，我們不應感到意外。”他說。
因此，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需要新一代糧食體系專業人才，他們能縱覽整個體系，找到可帶來多重效益的干預槓桿，並在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建立長期夥伴關係。
會議報告還強調了圍繞資源治理和為可持續轉型配置財政資源的挑戰。
從關鍵礦產到水、土地、碳等自然資本，只有在治理透明、核算得當，並與適應全球能源轉型的財政和制度框架掛鉤時，才能成為可持續的財富來源。
最近關於整合糧食、氣候和生物多樣性體系的研究顯示，這三個政策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各自為政。糧食體系轉型有政策計劃，但缺乏專門的金融工具，而氣候資金的流向與糧食體系目標的關聯仍然不足。
據會上展示的研究，每年仍有約7萬億美元流入有害影響的活動，而實現跨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估計需要約4萬億美元。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支出估計比保護支出高出35倍。
2023年，160個國家在COP28上作出的將糧食體系納入國家氣候計劃的承諾，尚未完全轉化為行動。在此背景下，越南被認為是通過第300/QD-TTg號決定將該承諾制度化的國家之一，批准了《到2030年透明、負責任和可持續糧食體系轉型國家行動計劃》。
經過三年實施，糧食體系轉型夥伴關係已匯聚49多個國內外合作伙伴和五個跨部門技術工作組，2023-2026年期間開展了260多項活動。山羅省和同塔省是率先在地方層面開展試點實施的兩個省份。
在一個分論壇上，發言者審視了韓國通過四個工業化階段的經驗，其人均收入從約100美元升至超過3.3萬美元，為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越南提供了借鑑。
識別出的結構性風險包括生產率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高素質勞動者短缺、國內企業能力有限、創新能力不足，以及制度質量尚未跟上經濟發展步伐。
會議提出了五個戰略轉型領域：生產率、人力資源、國內工業能力、越南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制度質量。這些優先事項是在第68-NQ/TW號決議的背景下討論的，該決議將私營部門視為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
另一種聚焦多邊治理的視角強調，可持續轉型需要將技術能力與協作能力結合起來，同時確保經濟活動保持在生態極限之內，並公平分配環境效益和成本。
高平省到2050年總體規劃的案例研究表明，可以通過一個由國家、私營部門、社區以及自然資源與環境四部分構成的增長架構，將這一方法落到實處。該模式旨在2026-2030年期間實現實際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超過10%，同時保護該省的生態資產。
討論表明，可持續轉型正日益成為發展戰略的核心要求。對越南而言，未來一段時期的挑戰將是如何把政策方向、財政資源和跨部門能力轉化為增長模式的實際改變，為快速、包容和可持續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