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被敦促将可持续发展计划转化为行动

该校副校长黄克利在会议开幕时表示，随着各国面临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能源转型、人口老龄化、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的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正受到根本性的重新审视。

他说，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核心问题已从“如何增长更快”转向“如何增长得更好、更可持续”。

“增长必须由劳动生产率、创新和高质量人力资源驱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增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确保发展成果广泛共享，不让任何人掉队。”他说。

对越南来说，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这一挑战尤为重大。越南到2045年成为发达高收入经济体的雄心，以及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要求其增长模式、经济结构、技术、人力资源、资源治理和制度质量发生根本性变革。

本次会议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承诺、计划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粮食体系转型方面。

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与国际热带农业中心联盟（CIAT）的马克·伦迪表示，越南已经建立了较为全面的粮食体系转型政策和伙伴关系框架。

他表示，越南《透明、负责任和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国家行动计划》由一个涉及49个签署方和5个技术工作组的伙伴关系支持。2023-2026年审查发现，53个组织正在开展260多项活动，各省正在制定自己的计划并测试监测指标框架。

“我们不缺证据或计划。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该做什么？’，而是‘为什么实际落地行动如此之少？’”伦迪说。他提出，要弥合这一差距，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政策、能力和资金。

越南的政策方向已相对清晰，但需要更强的执行能力和切实可行的资金路线图，将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预算分配。“政策、能力、资金，三者缺一，你得到的只是一份更好的文件，而非一个更好的粮食体系。”伦迪说。

他补充说，能力是最重要的瓶颈之一。粮食体系涉及农业、健康、贸易、环境、教育和金融，而现有机构结构和培训项目在总体上仍围绕单一学科组织。

“我们培养出优秀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营养学家，却要求他们去解决横跨所有这些学科的问题。当协作没有自然发生时，我们不应感到意外。”他说。

因此，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新一代粮食体系专业人才，他们能纵览整个体系，找到可带来多重效益的干预杠杆，并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会议报告还强调了围绕资源治理和为可持续转型配置财政资源的挑战。

从关键矿产到水、土地、碳等自然资本，只有在治理透明、核算得当，并与适应全球能源转型的财政和制度框架挂钩时，才能成为可持续的财富来源。

最近关于整合粮食、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研究显示，这三个政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各自为政。粮食体系转型有政策计划，但缺乏专门的金融工具，而气候资金的流向与粮食体系目标的关联仍然不足。

据会上展示的研究，每年仍有约7万亿美元流入有害影响的活动，而实现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估计需要约4万亿美元。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支出估计比保护支出高出35倍。

2023年，160个国家在COP28上作出的将粮食体系纳入国家气候计划的承诺，尚未完全转化为行动。在此背景下，越南被认为是通过第300/QD-TTg号决定将该承诺制度化的国家之一，批准了《到2030年透明、负责任和可持续粮食体系转型国家行动计划》。

经过三年实施，粮食体系转型伙伴关系已汇聚49多个国内外合作伙伴和五个跨部门技术工作组，2023-2026年期间开展了260多项活动。山罗省和同塔省是率先在地方层面开展试点实施的两个省份。

在一个分论坛上，发言者审视了韩国通过四个工业化阶段的经验，其人均收入从约100美元升至超过3.3万美元，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越南提供了借鉴。

识别出的结构性风险包括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高素质劳动者短缺、国内企业能力有限、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制度质量尚未跟上经济发展步伐。

会议提出了五个战略转型领域：生产率、人力资源、国内工业能力、越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制度质量。这些优先事项是在第68-NQ/TW号决议的背景下讨论的，该决议将私营部门视为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

另一种聚焦多边治理的视角强调，可持续转型需要将技术能力与协作能力结合起来，同时确保经济活动保持在生态极限之内，并公平分配环境效益和成本。

高平省到2050年总体规划的案例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一个由国家、私营部门、社区以及自然资源与环境四部分构成的增长架构，将这一方法落到实处。该模式旨在2026-2030年期间实现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10%，同时保护该省的生态资产。

讨论表明，可持续转型正日益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对越南而言，未来一段时期的挑战将是如何把政策方向、财政资源和跨部门能力转化为增长模式的实际改变，为快速、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编译：Cici；审校：Ken；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