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谈判：一位母亲多次哽咽着说“我只想要我的孩子活着”，而被告的女儿则哭着恳求给她30分钟去借钱救父亲。
在油罐车司机丁文龙迟来的道歉、赔偿金额以及无法言说的痛苦交织中，法庭揭示了那个“如果碾死就去坐牢不用赔偿”的决定所带来的多重悲剧。仅仅几秒钟的决定，却永远夺走了一名15岁女学生重返校园的机会。
案发近一年后，遇难者阮桃河英的亲属以及被告丁文龙那些失去母亲的孩子，都在努力承受那几秒钟决定带来的后果。
当油罐车司机面对自己的选择
“一辆约25吨的卡车从躺在路上的人身上碾过，那个人还能活吗？”主审法官在法庭上宣读丁文龙关于在意识到受害者可能躺在车底后仍继续前行的证词时问道。
被告低着头。在第一排，河英的母亲失声痛哭，而父亲则默默地攥紧双手。
法庭一片寂静，主审法官宣读了被告关于碰撞后瞬间的证词。据证词，丁文龙表示，在听到巨大声响并感到方向盘剧烈震动后，他通过后视镜看到电动摩托车紧贴后轮，但没有见到驾驶员。他猜想受害者可能就在车底。
在这一瞬间，根据证词，被告担心面临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赔偿，于是继续踩油门向前行驶。
法庭气氛凝重，证词宣读结束。
主审法官没有深入追问案情细节，而是转向简短直接的问题。当被问及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丁文龙低头小声回答：“是的。”
当法官问：“一辆约25吨的卡车从躺在路上的人身上碾过，那个人还能活吗？”法庭几乎鸦雀无声。被告沉默了几秒后回答：“不……不能。”
女学生的母亲忍不住流泪。父亲静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目光紧盯着被告席。
在这片沉默中，法官与被告的简短对话不仅澄清了证词，更揭示了交通事故与刑事案件之间那条因碰撞后瞬间决定而产生的细微界限。
“请给我30分钟去借钱”
法庭内多次陷入沉寂，赔偿金额被反复提及，不是作为冰冷的数字，而是如同利刃切割着尚未愈合的伤痛。
受害人家属代表确认已收到被告所在公司及丁文龙女儿支付的1.8亿越南盾。但双方均一致认为这仅是慰问金，并非民事赔偿。
最初，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为3亿越南盾。
受害人母亲陶氏玉莲表示，考虑到被告的困难处境，她同意降低赔偿金额。
被告的女儿称，家里只能凑到约1.7亿越南盾的借款。但这笔钱附带条件，希望受害方出具请求减轻处罚的申请书。
谈判陷入僵局，因为受害者的父母尚未能出具减刑请求书，导致被告方无法履行额外资助的承诺。
坐在旁听席后方的丁氏鸾（29岁，丁文龙的女儿，被告家属代表）多次低头。当她站起来陈述时，泪流满面，话语断断续续，主审法官三次提醒劝慰才得以继续。
丁氏鸾表示，被告家庭极为困难。如果受害方同意1.7亿越南盾的金额，她恳请出去30分钟打电话紧急借钱。“我不敢提前借，因为借一天算一天利息，”她哽咽道。
陈述结束后，受害方家属请求审判委员会给予商议时间。
经协商，律师表示受害方家属接受被告方1.7亿越南盾的赔偿，以体现对其困难境况的理解。但受害者的父母因情绪尚未平复，仍无法出具减刑请求书。
站在被告席上，丁文龙转向受害人家属，哽咽道：“我真诚地向家属道歉，希望家属原谅我。”
受害者的母亲双手紧握，努力保持镇定，但眼泪止不住地流。她哽咽着说，收下这笔钱让她无比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失去女儿的痛苦。有时，情感让她无法继续说话。
“如果在事故发生时，被告下车查看，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但我的女儿已经不在了，”母亲声音颤抖地说。
被告的女儿再次站起来，哭着讲述母亲因癌症去世时的情景，留下超过1亿越南盾的债务。后来父亲再婚，姐妹俩和外婆一起生活，属于贫困户。她在理发店打工供刚读完12年级的妹妹上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希望叔叔阿姨原谅我的父亲。我们姐妹从小失去母亲，现在也漂泊无家。我母亲在我妹妹三年级时就去世了，我出去打工，现在落得这个地步，只希望叔叔阿姨给我父亲一个机会，”丁氏鸾哭诉道。
丁氏鸾表示，事发后，家里不得不抵押贫困户证明来筹钱烧香。“如果受害人家属不接受减刑，借钱的人也不敢再借了，我们再也没有能力赔偿了，”她说道。
受害方家属坚持认为损失巨大，但考虑到双方情况，同意减少赔偿金额，但尚未能请求对被告减刑，并请求法院依法审理。
在法庭里，来回的话语渐渐平息，只剩下叹息声和两个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痛苦之间漫长的沉默。
“我只想要孩子活着”
自悲剧发生近一年来，河英的父母无法恢复正常生活。上班的日子也停下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沉重、充满思念的日子。
受害人母亲陶氏玉莲表示，每当想起女儿，泪水就夺眶而出。她的大女儿在一场她认为源于油罐车司机疏忽和残忍行为的事故中离世。
她说，自从失去女儿，丈夫时常精神恍惚。有些下午，他静坐在屋檐下，一动不动数小时，目光望向门口，仿佛仍在等待女儿放学回家。
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如今只剩下寂静。每次看到女儿的书桌，父亲都忍不住流泪，因为那把曾与学习、深夜相伴的椅子，如今空无一人。
据陶氏玉莲说，失去女儿的痛苦逐渐转为折磨和愤怒，因为她听说司机圈里流传着“宁可碾死坐牢，也不愿照顾终身残疾的受害者”的说法。
“显然，被告知道孩子摔进车底并且还活着。如果当时司机停下来下车查看，也许我的女儿就不会死。我只想要孩子活着，不要任何赔偿，”陶氏玉莲哽咽道。
她断断续续地说，家人期盼的不仅是一纸判决，更是法律的威严以儆效尤。她认为，需要向司机群体发出明确信号：方向盘后的每个决定都可能以生命为代价，任何人都无权对那样的痛苦冷漠。
“为了不再有父母失去孩子、妻子失去丈夫、妹妹失去姐姐……在那些本可避免的事故中，只要人们选择停下，”她含泪说道。
（编译：张悦；审校：Ken；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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