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三位科研人员阿夫吉（Avci）、巴姆斯（Baams）和克雷奇默（Kretschmer）于2025年发表的一项系统综述，汇总了32项研究、涉及19658名年轻人，结果表明，对身份认同发展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多少时间，还在于他们在上面做了什么、接触了什么。
社交媒体成为参照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应把问题简单化为“社交媒体败坏人格”。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共识报告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社交媒体是所有青少年出现负面变化的直接原因。其影响取决于个人特点、发展阶段、家庭环境、内容类型、使用方式以及平台的设计。
如果一名青少年的社交账号时间线不断被富有、完美身材、奢侈消费、权力、名气，或“人的价值由金钱、外貌和地位决定”之类的言论所充斥，这些信息就可能逐步成为他们评价自我的参照系。
关于身体意象的研究也表明，经常接触社交媒体上理想化的形象，与部分青少年和年轻人出现外貌比较、身体不满以及自我积极感受下降有关。
在这里，风险并不在于某一张图片或某一段视频，而在于重复性。一个信息只看到一次可能被忽略。但当同一种观点出现数十次、来自不同账号，并不断被点赞、分享和评论强化时，观看者就容易高估其普遍程度，并逐渐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规范。
与此同时，推荐算法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程度。年轻人不再只是主动“寻找”内容，内容也会主动找上他们。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与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以及学校与学院领导者协会（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于2024年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创建了模拟关注孤独、自我完善和男性气质的男性青少年账号。
仅使用五天后，TikTok上推荐给他们的歧视女性内容比例就从约13%上升到56%。对教师和学校领导的访谈还显示，网络上一些歧视女性的思想和说法已经出现在学生现实生活中的互动里。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机制的例证。一名青少年可能最初只是搜索健身、增强自信或“如何成为强大的男人”之类无害内容，但随后推荐系统可能逐步把他们引向将责任归咎于女性、推崇支配地位、把情绪视为软弱，或宣扬极端男性气质模式的内容。
显而易见的影响
2023年发表在《The BMJ》（全球顶尖同行评审医学期刊）上的一项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汇总了126项研究、涉及超过143万名青少年。结果显示，经常使用社交媒体与更高程度的多种风险行为相关，如饮酒、吸烟、使用违禁物质、危险性行为、反社会行为和赌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接接触描述或鼓吹风险行为的内容，与实施相应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作者同时提醒，大多数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因此不能简单推断社交媒体是唯一原因。但结果表明，年轻人所看到的内容，比单纯衡量使用时长重要得多。
一项针对176名9至11岁儿童的随机实验，也说明了网红（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的力量。孩子们观看的是模拟知名YouTuber的Instagram账号。
看到网红推广不健康食品的那组孩子，随后摄入的食物总量和不健康食品量都显著多于看到网红推广非食品产品的那组。
这表明，网络名人不仅能改变消费态度或意愿，在某些条件下还能影响即时行为。
全球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是2017年去世的英国14岁少女莫莉·拉塞尔（Molly Russell）。
司法调查显示，莫莉接触了大量与抑郁相关的内容。
英国司法机构2022年的报告认定，一些平台使用算法连续推送与自残相关的图片、视频和文字，而这些内容并非莫莉主动要求看到的。
调查人员的结论认为，这些内容对莫莉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在“超过最低限度”的程度上促成了她的死亡。报告还指出，一些内容将自残行为正常化或浪漫化，并营造出一种缺乏平衡信息的世界观。
莫莉·拉塞尔的案例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问题不只出在某个“坏网红”身上。
内容推荐系统本身就可能成为引导者，把易受伤害的用户一步步带入更狭窄的信息空间。
并非所有年轻人受到的影响都一样。一个必须避免的重要误区，是把青少年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许多年轻人具有很高的批判能力，社交媒体也在社会联系、学习、创造、探索自我认同和寻求支持方面带来可观益处。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调查——一项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旨在了解青少年在其社会环境中的健康、发展与福祉的跨国合作研究——覆盖44个国家和地区近28万名11岁、13岁和15岁儿童，结果显示，使用社交媒体较多但并非问题性使用的人，仍可能报告较高的朋友支持和社会联系水平。
然而，表现出问题性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比例已从2018年的7%上升到2022年的11%；这一群体在心理健康、睡眠和社交生活方面面临更多困难。
在数字环境中构建“心理免疫力”
美国心理学会（APA，2023）建议，在孩子相对独立地使用社交媒体之前，先对他们进行媒体素养教育，同时保持与发育阶段相适应的监督。
在家庭中，重要的做法不只是检查手机。父母需要维护好关系，让孩子愿意谈论自己的网络世界。
像“最近你常看谁？”“你喜欢那个人哪一点？”“那个人从这些内容里得到什么好处？”或者“为什么你的时间线/主页上这类视频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可以帮助孩子形成批判性思维，而不会让他们觉得是在被审问。
在学校，数字能力/数字素养应成为持续发展的教育内容，涵盖算法、网红、身体意象、性别歧视、色情内容、赌博、自残行为、假新闻以及上网时调节情绪的技能。
伦敦大学学院（UCL，伦敦大学的成员机构）的研究还提出“健康数字环境使用模式”和“朋辈辅导”的教育模式，由高年级学生帮助低龄群体识别极端或操纵性内容。
或许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让孩子永远看不到有害内容，因为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这个目标几乎不现实。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孩子遇到这些内容之前，就让他们拥有足够稳固的价值体系、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现实人际关系，从而不容易被牵着走。
一个感受到家庭接纳、在学校和社区有归属感、有值得信赖的成年人榜样、不必完全依赖点赞来确定自我价值、了解网红和算法如何运作、并懂得对极端信息提出质疑的青少年，会有更强的抵御能力。
因此，社交媒体不单纯是一种信息传输技术，它已经成为一个成长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网红、网络社区和算法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原本主要属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功能中：提供榜样、传递规范，并回答年轻人“一个有价值的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
因此，保护年轻一代不能等到偏差行为已经形成之后才开始。前瞻性预防必须更早启动：建设健康的自我认同、巩固家庭关系、培养批判能力与数字素养、塑造积极的榜样，同时迫使科技平台为其为儿童营造的环境承担责任。
寻找可替代的积极榜样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策略，是创造替代性榜样。仅仅告诉一个男孩某个极端网红“很坏”，并不能解决促使他寻找那个人的更深层需求。
如果网红能给孩子带来力量感、人生目标、归属感以及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方法，那么社会就需要提供既健康又足够有吸引力的榜样，来满足这些需求。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eSafety Commissioner，澳大利亚负责网络安全的独立监管机构）的研究显示，缺乏积极、多元且贴近生活的男性榜样，是当今数字环境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空白。
最后，责任不能止于使用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SEM）建议提高算法透明度、扩大独立研究人员的数据获取权限、加强对儿童免受骚扰的保护，并审视那些旨在过度维持注意力的设计特征。
欧盟也在2025年依据《数字服务法》发布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南，强调适龄设计，并降低有害内容、成瘾行为、欺凌以及有害商业做法带来的风险。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警告称，单纯的年龄限制或社交媒体禁令并不足够，因为孩子可能设法绕过限制，或转向监管更少的环境。
更可持续的做法必须把从设计之初就注重安全的平台、企业责任，以及儿童、家庭和学校的数字素养结合起来。
（编译：Cici；审校：Momo；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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