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不完善，而人行道是數千戶家庭長期以來的生計來源，因此儘管政府禁止，人們仍會在人行道上經營。
峴港城市人行道目前承擔著三項任務：既是行人通道，又是謀生場所，還是車輛停放空間。然而，許多中心路段的人行道卻十分狹窄。例如，素有城市客廳之稱的海洲坊，範鴻泰、莫挺之等路段的人行道寬度不足2米，高差較大。
峴港建設局代表表示，對於寬度不足4米的人行道，如果剩餘面積無法保證設置摩托車停放處，就必須完全留給行人，不得靈活挪作他用。然而實際上，人行道狹窄的路段上仍然停滿了摩托車。
本就狹窄的人行道還要承載大量市政設施。變電站、電箱及危險警示牌擋住通道；通信電纜雜亂交織；臺階外擴；垃圾收集點散發異味，阻礙行人通行。
此外，城市核心區嚴重缺乏集中式公共停車場。海洲坊人民委員會主席阮文維表示，在核心城區，海洲坊的停車位指標僅達到標準的約21.5%。這迫使民眾將汽車隨意停放在道路兩側，導致人行道上的行人和車行道上的車輛都擁堵不堪，如同“血管長了纖維瘤”。
此外，高層建築的審批或大型購物中心的出現，因缺乏停車配套，也將壓力外溢至周邊。典型如峴港清溪永旺購物中心一帶，自發停車看管佔滿人行道，行人不得不走到車行道上。
小巷中的窮人只能依靠人行道為生
阮山河，49歲，在範鴻泰街15巷出生和長大。他說，家門口的人行道已成為自己和在此居住的近30戶家庭唯一的救命稻草。以前，夫妻倆每天凌晨3、4點起床，為徵王中學的學生準備意麵和拌麵。人行道上幾平方米的小吃店讓他有了穩定收入，養活86歲的老母親和三個上學的孩子。
當被禁止在人行道上經營後，阿河在周圍2-3公里範圍內找了十多天店面。然而，租金過於昂貴（每月1500萬至3000萬越南盾，且押金很高），加上顧客停車規定難以滿足，他徹底束手無策。當坊裡介紹一份月薪700-800萬越南盾的保潔工作時，他只好拒絕，因為這份收入無法養活全家，也沒有時間照顧老母親和年幼的孩子。
他不得不削減孩子的課外班，然後心懷恐懼地重新“賴”在人行道上。如今，每天在臨時遮陽傘下做生意，阿河提心吊膽，既怕違法，又怕高額罰單可能奪走他起早貪黑一個月的辛苦所得。
“市裡的主張是對的，但我仍希望市裡能給窮人留一小塊有序的角落，讓他們得以維持生計。”阿河說。
阿河只是峴港市區數千個依靠人行道生活的家庭之一。海洲坊人民委員會主席阮文維分析說，城市核心區的特點是窮人住在小巷裡，想有收入就只能靠小吃攤、飲料攤在人行道邊謀生。對窮人而言，每平方米人行道就是“一個生計座位”。如果被完全禁止並被迫退到深巷裡，他們就沒法賣貨。
阮文維和許多坊領導正面臨一道無解難題：單純採取“驅趕”式行政措施只能解決表面問題，卻會“斷絕”民眾的生路。由於大部分路邊攤從業者年齡較大，職業轉換面臨很大障礙。當生存壓力過於迫切時，人們寧願冒著被沒收物品、罰款的風險繼續堅守。
“重人情”心理
恢復人行道秩序的計劃還受到數十年來形成的城市生活習慣的阻礙。圖方便隨處購買、把車停到人行道快速買吃的，或是從下午到夜裡把塑料桌椅擺到公共場所消磨時光的習慣，已深深紮根於人們的生活。
安海坊黨委書記馮富豐表示，居民通常從晚上7點到午夜在街邊擺放塑料桌椅經營，像在店裡一樣在人行道上待客。要改變這種習慣，轉向外帶或步行購物，需要很長時間。當人行道被禁止後，違規行為立刻“轉移”到車行道：小販推著手推車不停走動，顧客直接把車停在馬路上交易。
此外，公務處理中的“重人情”因素也導致行政處理效率不高。“越南人在處理公務時非常看重人情。面對過於困難的處境，執法部門不能太強硬，而必須傾聽、甄別具體情況。”馮富豐說。
此外，城市管理力量薄弱，且被分散去處理大量零散投訴，也導致整治不徹底、不經常。例如和慶坊面積超過40平方公里，有近400條道路，但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只有8人。平均每月，該坊只能對約20條道路開展人行道秩序整治。
“開展巡邏處罰只能解決表面問題，極其耗費人力且不治本，因為賣家的生計需求和買家的消費需求都是剛性的。這邊清了那邊還沒來得及清，也會引發投訴。”海洲坊主席說。
阮東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