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令人心碎的談判：一位母親多次哽咽著說“我只想要我的孩子活著”，而被告的女兒則哭著懇求給她30分鐘去借錢救父親。
在油罐車司機丁文龍遲來的道歉、賠償金額以及無法言說的痛苦交織中，法庭揭示了那個“如果碾死就去坐牢不用賠償”的決定所帶來的多重悲劇。僅僅幾秒鐘的決定，卻永遠奪走了一名15歲女學生重返校園的機會。
案發近一年後，遇難者阮桃河英的親屬以及被告丁文龍那些失去母親的孩子，都在努力承受那幾秒鐘決定帶來的後果。
當油罐車司機面對自己的選擇
“一輛約25噸的卡車從躺在路上的人身上碾過，那個人還能活嗎？”主審法官在法庭上宣讀丁文龍關於在意識到受害者可能躺在車底後仍繼續前行的證詞時問道。
被告低著頭。在第一排，河英的母親失聲痛哭，而父親則默默地攥緊雙手。
法庭一片寂靜，主審法官宣讀了被告關於碰撞後瞬間的證詞。據證詞，丁文龍表示，在聽到巨大聲響並感到方向盤劇烈震動後，他通過後視鏡看到電動摩托車緊貼後輪，但沒有見到駕駛員。他猜想受害者可能就在車底。
在這一瞬間，根據證詞，被告擔心面臨超出家庭承受能力的賠償，於是繼續踩油門向前行駛。
法庭氣氛凝重，證詞宣讀結束。
主審法官沒有深入追問案情細節，而是轉向簡短直接的問題。當被問及是否意識到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丁文龍低頭小聲回答：“是的。”
當法官問：“一輛約25噸的卡車從躺在路上的人身上碾過，那個人還能活嗎？”法庭幾乎鴉雀無聲。被告沉默了幾秒後回答：“不……不能。”
女學生的母親忍不住流淚。父親靜坐，雙手交叉放在胸前，目光緊盯著被告席。
在這片沉默中，法官與被告的簡短對話不僅澄清了證詞，更揭示了交通事故與刑事案件之間那條因碰撞後瞬間決定而產生的細微界限。
“請給我30分鐘去借錢”
法庭內多次陷入沉寂，賠償金額被反覆提及，不是作為冰冷的數字，而是如同利刃切割著尚未癒合的傷痛。
受害人家屬代表確認已收到被告所在公司及丁文龍女兒支付的1.8億越南盾。但雙方均一致認為這僅是慰問金，並非民事賠償。
最初，家屬提出的賠償要求為3億越南盾。
受害人母親陶氏玉蓮表示，考慮到被告的困難處境，她同意降低賠償金額。
被告的女兒稱，家裡只能湊到約1.7億越南盾的借款。但這筆錢附帶條件，希望受害方出具請求減輕處罰的申請書。
談判陷入僵局，因為受害者的父母尚未能出具減刑請求書，導致被告方無法履行額外資助的承諾。
坐在旁聽席後方的丁氏鸞（29歲，丁文龍的女兒，被告家屬代表）多次低頭。當她站起來陳述時，淚流滿面，話語斷斷續續，主審法官三次提醒勸慰才得以繼續。
丁氏鸞表示，被告家庭極為困難。如果受害方同意1.7億越南盾的金額，她懇請出去30分鐘打電話緊急借錢。“我不敢提前借，因為借一天算一天利息，”她哽咽道。
陳述結束後，受害方家屬請求審判委員會給予商議時間。
經協商，律師表示受害方家屬接受被告方1.7億越南盾的賠償，以體現對其困難境況的理解。但受害者的父母因情緒尚未平復，仍無法出具減刑請求書。
站在被告席上，丁文龍轉向受害人家屬，哽咽道：“我真誠地向家屬道歉，希望家屬原諒我。”
受害者的母親雙手緊握，努力保持鎮定，但眼淚止不住地流。她哽咽著說，收下這筆錢讓她無比痛苦，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彌補失去女兒的痛苦。有時，情感讓她無法繼續說話。
“如果在事故發生時，被告下車查看，也許一切都會不同。但我的女兒已經不在了，”母親聲音顫抖地說。
被告的女兒再次站起來，哭著講述母親因癌症去世時的情景，留下超過1億越南盾的債務。後來父親再婚，姐妹倆和外婆一起生活，屬於貧困戶。她在理髮店打工供剛讀完12年級的妹妹上學。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希望叔叔阿姨原諒我的父親。我們姐妹從小失去母親，現在也漂泊無家。我母親在我妹妹三年級時就去世了，我出去打工，現在落得這個地步，只希望叔叔阿姨給我父親一個機會，”丁氏鸞哭訴道。
丁氏鸞表示，事發後，家裡不得不抵押貧困戶證明來籌錢燒香。“如果受害人家屬不接受減刑，借錢的人也不敢再借了，我們再也沒有能力賠償了，”她說道。
受害方家屬堅持認為損失巨大，但考慮到雙方情況，同意減少賠償金額，但尚未能請求對被告減刑，並請求法院依法審理。
在法庭裡，來回的話語漸漸平息，只剩下嘆息聲和兩個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痛苦之間漫長的沉默。
“我只想要孩子活著”
自悲劇發生近一年來，河英的父母無法恢復正常生活。上班的日子也停下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長沉重、充滿思念的日子。
受害人母親陶氏玉蓮表示，每當想起女兒，淚水就奪眶而出。她的大女兒在一場她認為源於油罐車司機疏忽和殘忍行為的事故中離世。
她說，自從失去女兒，丈夫時常精神恍惚。有些下午，他靜坐在屋簷下，一動不動數小時，目光望向門口，彷彿仍在等待女兒放學回家。
原本充滿歡聲笑語的房子，如今只剩下寂靜。每次看到女兒的書桌，父親都忍不住流淚，因為那把曾與學習、深夜相伴的椅子，如今空無一人。
據陶氏玉蓮說，失去女兒的痛苦逐漸轉為折磨和憤怒，因為她聽說司機圈裡流傳著“寧可碾死坐牢，也不願照顧終身殘疾的受害者”的說法。
“顯然，被告知道孩子摔進車底並且還活著。如果當時司機停下來下車查看，也許我的女兒就不會死。我只想要孩子活著，不要任何賠償，”陶氏玉蓮哽咽道。
她斷斷續續地說，家人期盼的不僅是一紙判決，更是法律的威嚴以儆效尤。她認為，需要向司機群體發出明確信號：方向盤後的每個決定都可能以生命為代價，任何人都無權對那樣的痛苦冷漠。
“為了不再有父母失去孩子、妻子失去丈夫、妹妹失去姐姐……在那些本可避免的事故中，只要人們選擇停下，”她含淚說道。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