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8月19日），法院開庭審理越南勞動榮軍社會部前副部長阮伯歡及27名被告的腐敗案，涉案金額300億越盾，隱瞞收入超過1.2萬億越盾，庭審繼續進行訊問。

在法庭上，一群企業主的供詞部分揭示了他們為何必須在辦理勞務輸出手續時“行賄”。

“每次來都要意思意思”

根據起訴書，阮伯歡及其在外國勞務管理局的一些下屬被指控刁難、騷擾經營勞務輸出業務的企業，共收受超過300億越盾。其中，阮伯歡被指控收受總額163億越盾，包括現金、美元、手錶。

被告嚴國興，黃龍公司董事長，在回答訊問時表示，公司多年來從事勞務輸出業務，經常要與部領導和外國勞務管理局打交道。

據被告嚴國興供述，輸出勞務人員赴國外工作必須經過多個審批環節，尤其是通過E7簽證將勞工送往韓國造船業的項目。

被告嚴國興辯稱，要開展這些項目，必須通過外國勞務管理局的“關卡”，公司才能招人。

由於經常要去管理機構提交手續、材料，嚴國興逐漸認識了前副部長阮伯歡、前局長宋海南以及其他一些領導。

然而，根據被告的供詞，儘管有工作關係，每次辦事仍然要“意思意思”。

審判長劉玉景直接問道：“如果不給錢，事情還能按正常程序辦理嗎？”

被告嚴國興回答：“沒有錢的話，肯定不順利。”

根據供詞，被告嚴國興總共給阮伯歡送過兩次錢，總額17萬美元。此外，被告還供認曾向宋海南送錢四次，以獲得許可。送錢的地點都在這些前部領導的辦公室。

審判長詢問每次送錢的具體數額，被告嚴國興表示事情已過去很久，記不清每次的數目。但給阮伯歡的兩次錢，他仍記得是17萬美元。

“逢年過節也經常要送禮，風俗如此”，嚴國興供述。

“對外”的錢從哪裡來？

嚴國興在法庭上陳述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用於送給前部領導的資金來自對勞工的“差價”收費。

據被告稱，黃龍公司有兩套賬簿。一套反映按規定允許的收入，另一套則記錄制度外收入，用於“外交”、中介、尋找勞動力來源及許多其他費用。

被告嚴國興承認自己知道法律不允許向勞工收取某些費用。然而，這些費用仍向勞工宣傳，他們也同意繳納。

“被告意識到收取這些費用不符合規定”，嚴國興說。

根據起訴書，在2020-2024年期間，通過勞務輸出和租賃活動，與被告嚴國興有關的三家公司將資金留於賬外，未申報納稅，給國家造成超過2410億越盾的損失。

調查機構認定，企業賬外賬簿記錄的資金高達約1.2萬億越盾。

對於這一行為，嚴國興被起訴違反會計規定造成嚴重後果，但未被起訴行賄罪。

據調查機構稱，嚴國興及一些勞務輸出企業主具有行賄罪嫌疑。但這些人被認定是在遭到刁難、被設置障礙的情況下送錢；同時，他們如實供述並舉報了幹部的違規行為，因此調查機構不予追究這一罪名的刑事責任。

起訴書還認為，阮伯歡和宋海南利用職務之便，提出要求和程序，刁難企業，迫使企業不得不前來求助。

此外，還有一些幹部被指控暗示每份新申請或換髮許可證的文件需支付1億至4億越盾的費用。

“兩套賬簿早已存在”

訊問完嚴國興之後，審判庭轉而訊問被告的妻子范氏幸。范氏幸與丈夫被指控犯有同樣的罪名，即違反會計規定造成嚴重後果。

范氏幸承認了起訴書中的違規行為，並表示夫妻倆已全額補繳2410億越盾。

在黃龍公司的員工被告組中，阮庭探（原副總經理）承認曾簽署稅務報告，確認訂單方案，並指導尋找和招聘勞工。

然而，當被問及公司是否有兩套賬簿時，阮庭探供述直到被捕才知道。工作期間，沒有人向他解釋這件事，他只知集團內各公司共用同一套賬簿。

與此同時，被告鄧氏芳，黃龍公司原總會計師，供稱每家公司有自己用於報稅的會計賬簿，但使用共同的內部核算系統——即賬外賬簿。

“我入職時，公司集團已經存在兩套賬簿了”，鄧氏芳供述。

據被告稱，她知道設立賬外賬簿是不對的。然而，由於公司已向勞工收取了規定外費用，“如果沒有兩套賬簿，就無法核算”。

鄧氏芳確認賬外資金約1.2萬億越盾，用於尋找勞動力來源、培訓、中介、對外交往等各種支出。其中有些支出沒有發票、憑證。

在搜查黃龍公司過程中，調查機構查獲超過120萬美元現金及多種外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