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8月19日），法院开庭审理越南劳动荣军社会部前副部长阮伯欢及27名被告的腐败案，涉案金额300亿越盾，隐瞒收入超过1.2万亿越盾，庭审继续进行讯问。
在法庭上，一群企业主的供词部分揭示了他们为何必须在办理劳务输出手续时“行贿”。
“每次来都要意思意思”
根据起诉书，阮伯欢及其在外国劳务管理局的一些下属被指控刁难、骚扰经营劳务输出业务的企业，共收受超过300亿越盾。其中，阮伯欢被指控收受总额163亿越盾，包括现金、美元、手表。
被告严国兴，黄龙公司董事长，在回答讯问时表示，公司多年来从事劳务输出业务，经常要与部领导和外国劳务管理局打交道。
据被告严国兴供述，输出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必须经过多个审批环节，尤其是通过E7签证将劳工送往韩国造船业的项目。
被告严国兴辩称，要开展这些项目，必须通过外国劳务管理局的“关卡”，公司才能招人。
由于经常要去管理机构提交手续、材料，严国兴逐渐认识了前副部长阮伯欢、前局长宋海南以及其他一些领导。
然而，根据被告的供词，尽管有工作关系，每次办事仍然要“意思意思”。
审判长刘玉景直接问道：“如果不给钱，事情还能按正常程序办理吗？”
被告严国兴回答：“没有钱的话，肯定不顺利。”
根据供词，被告严国兴总共给阮伯欢送过两次钱，总额17万美元。此外，被告还供认曾向宋海南送钱四次，以获得许可。送钱的地点都在这些前部领导的办公室。
审判长询问每次送钱的具体数额，被告严国兴表示事情已过去很久，记不清每次的数目。但给阮伯欢的两次钱，他仍记得是17万美元。
“逢年过节也经常要送礼，风俗如此”，严国兴供述。
“对外”的钱从哪里来？
严国兴在法庭上陈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用于送给前部领导的资金来自对劳工的“差价”收费。
据被告称，黄龙公司有两套账簿。一套反映按规定允许的收入，另一套则记录制度外收入，用于“外交”、中介、寻找劳动力来源及许多其他费用。
被告严国兴承认自己知道法律不允许向劳工收取某些费用。然而，这些费用仍向劳工宣传，他们也同意缴纳。
“被告意识到收取这些费用不符合规定”，严国兴说。
根据起诉书，在2020-2024年期间，通过劳务输出和租赁活动，与被告严国兴有关的三家公司将资金留于账外，未申报纳税，给国家造成超过2410亿越盾的损失。
调查机构认定，企业账外账簿记录的资金高达约1.2万亿越盾。
对于这一行为，严国兴被起诉违反会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但未被起诉行贿罪。
据调查机构称，严国兴及一些劳务输出企业主具有行贿罪嫌疑。但这些人被认定是在遭到刁难、被设置障碍的情况下送钱；同时，他们如实供述并举报了干部的违规行为，因此调查机构不予追究这一罪名的刑事责任。
起诉书还认为，阮伯欢和宋海南利用职务之便，提出要求和程序，刁难企业，迫使企业不得不前来求助。
此外，还有一些干部被指控暗示每份新申请或换发许可证的文件需支付1亿至4亿越盾的费用。
“两套账簿早已存在”
讯问完严国兴之后，审判庭转而讯问被告的妻子范氏幸。范氏幸与丈夫被指控犯有同样的罪名，即违反会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
范氏幸承认了起诉书中的违规行为，并表示夫妻俩已全额补缴2410亿越盾。
在黄龙公司的员工被告组中，阮庭探（原副总经理）承认曾签署税务报告，确认订单方案，并指导寻找和招聘劳工。
然而，当被问及公司是否有两套账簿时，阮庭探供述直到被捕才知道。工作期间，没有人向他解释这件事，他只知集团内各公司共用同一套账簿。
与此同时，被告邓氏芳，黄龙公司原总会计师，供称每家公司有自己用于报税的会计账簿，但使用共同的内部核算系统——即账外账簿。
“我入职时，公司集团已经存在两套账簿了”，邓氏芳供述。
据被告称，她知道设立账外账簿是不对的。然而，由于公司已向劳工收取了规定外费用，“如果没有两套账簿，就无法核算”。
邓氏芳确认账外资金约1.2万亿越盾，用于寻找劳动力来源、培训、中介、对外交往等各种支出。其中有些支出没有发票、凭证。
在搜查黄龙公司过程中，调查机构查获超过120万美元现金及多种外币。
（编译：Jon ；审校：Fang；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原创文章，作者：越南中文社，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nan.com/news-124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