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攤販的背後是數十萬勞動者的生計，尤其是老年人、婦女等難以獲得正式就業機會的人群。然而，他們面臨著城市秩序、食品安全、交通以及現代城市形象的壓力。

解決街頭攤販問題不僅僅是“取締”或“保留”，而是如何管理才能在發展文明城市的同時不讓任何人掉隊。胡志明市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來處理這個問題。

20世紀60至70年代，新加坡也面臨著街頭攤販氾濫、衛生狀況差和交通阻礙的問題。政府沒有采取徹底禁止的方式，而是選擇了規劃和“系統化”的方法。

小販中心遍佈全島，配備了標準攤位、清潔水源，確保衛生和食品安全。

攤販獲得許可、接受培訓，並支付合理費用；作為回報，他們有了穩定的經營場所，顧客也對質量感到放心。

值得注意的是，小販中心不僅是一種管理解決方案，還成為了新加坡文化認同的一部分。新加坡的小販文化於202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從一個棘手的城市問題，新加坡將街頭攤販轉變為文化和旅遊資產，為經濟和國際形象做出了貢獻。

曼谷曾有一段時間加強管制，收回許多街頭攤販點以“恢復人行道”。

但在居民和遊客的反應下，泰國政府調整了策略，明確了分區：允許按時間段經營的區域和絕對禁止的區域；加強衛生檢查而非大規模取締。

因此，曼谷的街頭美食仍然是旅遊的“磁石”，同時城市秩序也得到了改善。

在首爾，流動攤車“pojangmacha”曾被視為破舊不堪。市政府實施了標準化攤位設計、提供貸款支持、食品安全培訓，甚至整合了電子支付。攤販必須遵守規定，但也被認可為城市經濟的一部分。

其他城市的做法表明，當國家扮演建設性角色時，街頭攤販可以被升級而非被淘汰。

實際上，在胡志明市、河內和許多大城市，各種“整治行動”往往只產生短期效果。當生計壓力依然存在時，街頭攤販必然會捲土重來。這表明問題不在於執行意願，而在於處理方式。

首先，需要將街頭攤販視為經濟的一部分——一個吸收低技能勞動力、減輕城市失業壓力的領域。

在數字化轉型和自動化導致許多簡單工作減少的背景下，這一領域還扮演著社會“緩衝帶”的角色。如果沒有替代生計的解決方案，單純的禁止可能會將弱勢群體推向更不穩定的境地。

其次，空間規劃必須先行。可以試點建立基於小販中心、夜市、美食街模式的集中銷售區；在某些街道規定靈活的時間段；設計統一、美觀的流動攤車和攤位。

技術可以應用於許可發放、透明收費以及食品安全衛生跟蹤。

第三，政策需要考慮職業轉型因素。並非所有人都適合集中經營模式。

對於一部分年長的攤販，需要提供其他技能培訓計劃，支持他們獲得小額信貸或融入城市社會福利計劃。處理街頭攤販問題不能與社會政策脫節。

向其他亞洲城市學習並不意味著照搬原樣。每個越南城市都有其人口密度、基礎設施和消費文化的特點。

但可以得出的核心信息是：通過規劃、標準和轉型支持來管理——而不僅僅是行政命令。

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其合理且得人心的行動將得到人民的支持，從而建設一個現代化、文明、人文的城市，不讓任何人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