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共三中全會上，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強調，機構重組只是條件，最終目標是提高黨、國家的領導能力和運行質量，以服務人民的實效為衡量標準。
贊同上述指示，國會代表、文化與社會委員會專職委員裴懷山認為，人民關心的是每次改革後，手續是否更快捷、責任是否更明確、公共服務是否更好、國家是否真正更貼近人民。
負責人必須真正成為責任中心，而不僅僅是簽字人
* 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強調，三中全會的決策必須實現四個戰略轉變。您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什麼？
–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轉變並非孤立的任務，而是構成了新發展思維的整體。
機構必須更強大，資源必須更有效利用，增長模式必須更多依賴知識和人力，同時國家必須更好地抵禦日益難以預測的波動。
特別是，發展不僅是為了讓經濟更大，還要讓社會更美好、人更全面發展、社區更緊密。
確定“以人民為中心、文化為基礎、法律和紀律為支柱”，以生活質量、發展機會和人民幸福為最終衡量標準，體現了非常人本、現代的發展理念。
更重要的是，這一思想必須轉化為具體成果。人民不是通過文件頁數來感受決議，而是通過手續是否更快、醫院和學校是否更好、環境是否更清潔、就業是否更多、他們的聲音是否被傾聽。
因此，每一項政策之後，都必須有一條非常清晰的“路徑”，從決策到行動：誰做、做什麼、何時完成、資源來自哪裡、最終產品是什麼、如果未完成誰負責。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階段，執行質量必須成為決策的最高衡量標準。當機構的每一次變化都給人民的生活帶來積極變化時，四個戰略轉變才真正落到實處。
* 全會強調，機構重組只是條件，最終目標是提高服務人民的實效。這一信息反映了國家治理思維的什麼變化？
– 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從注重機構結構轉向注重機構運行質量。
精簡機構是必要的，但減少了多少機關或編制不能成為最終目標。
人民關心的是，調整後，工作是否處理得更快、責任是否更明確、幹部是否更貼近人民、社會成本是否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是否提高。這也是總書記、國家主席在全會開幕講話中非常具體地提出的問題。
這一設問背後是治理理念的深刻轉變：國家不僅要管理社會，還要創造發展和為人民服務。
公權力只有轉化為解決人民和企業具體問題的能力，才真正有意義。
這要求改變幹部評價方式。不能主要依賴流程或檔案，而要基於產品、進度、效率、信譽和人民滿意度。負責人必須真正是責任中心，而不僅僅是簽字人。
當從“機構是否精簡”轉向“機構是否為社會創造價值”時，這才是國家治理的成熟一步。
好的制度必須鼓勵能人做正確的事並做好事
* 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要求每一項決策都必須回答三個問題：破解什麼瓶頸、創造什麼新能力、需要什麼條件才能有效實施。您認為需要如何完善制度，以克服“政策正確但執行緩慢”的狀況？
– 這三個問題迫使每一項政策都直擊實質價值：解決什麼問題、為國家增加什麼能力、以及如何將其變為現實。
目前最大的瓶頸仍然是執行環節。原因之一是權限與責任不匹配；分權未充分與資源、數據、工具和幹部能力掛鉤。
從立法角度看，首先要提高制度質量。法律必須明確、穩定、可行；最大限度減少多份文件交叉調整，導致基層執行困難。實踐證明正確的內容應直接規定在法律中，而不是等待過多的法令或通知。
第二，必須將權力與責任掛鉤。分配任務時，要明確誰決策、資源在哪裡、需要達到什麼結果。
第三，建立更多基於數據和結果的執行監督機制。政策實施6個月或一年後，必須以人民和企業的具體變化來衡量，而非僅以已頒佈的文件數量為準。
同時，需要建立既嚴明紀律又保護廉潔幹部、鼓勵敢想敢幹敢負責的制度環境。
好的制度不僅阻止人做錯事，還必須鼓勵有能力的人做正確的事並做好事。
* 在推進分權放權的背景下，需要完善哪些機制，既能向地方放權，又能控制權力？
– 分權只有在同時做到充分授權和嚴格控權時才有意義。
地方最瞭解自己的問題，因此地方能做得更好的事情，中央應大膽下放。但下放任務必須伴隨權限、預算、人力、數據和執行工具。
反之，分權越強，責任越要透明。法律需要明確哪些事屬於中央、哪些事屬於地方，避免出現“灰色地帶”，導致有成績時多方爭功，出錯時無法確定誰負責。
同時，需要從事前檢查轉向事前檢查與事後檢查相結合，依託數字平臺。涉及土地、投資、預算或公共資產的決定必須可追溯，明確個人責任。
此外，被授權人必須有權解釋為何如此決定，並對決定的結果負責。
最合適的原則是：中央強於戰略、制度和監督；地方強於組織執行和創新；基層強於快速解決貼近人民生活的實際問題。
當權限和責任相統一時，既能減少推諉，又能發揮主動性。
在新時代的人才競爭
據代表裴懷山稱，兩位數的增長目標只有在人力資源質量相應增長時才能持續。
首先需要改變的是看待人的方式。人不是增長的“投入”，而應被視為國家最重要的資產。
新時代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一個國家擁有技術，但缺乏足夠能力掌握技術的人，難以成為強國。
越南中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