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內作家阮長貴的新書《街道的指紋》於10月3日在今年河內書展框架內推介，由雅南出版社與河內出版社聯合發行。該書以城市中各類文化空間的“指紋”為線索，嘗試重新辨認河內這座城市。
書中一篇章節從行道樹切入。阮長貴寫道，對越南人而言路邊有遮蔭樹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河內這樣歷史悠久的城市，行道樹系統帶有19世紀末規劃建設的印記，當時一座西式城市正在成形。行道樹不僅改善微氣候，也構成城市圖景，成為一種文化概念。
作者指出，街頭植樹並非殖民時期城市思維的獨有產物。升龍—河內歷史上已留下植樹的痕跡，體現在街名與地名中，如“東槐西柳”之說可追溯至李朝、陳朝時期，槐街、柳街等名稱即由此而來。前人常在寺廟祠廟周圍種植樹冠茂密的榕樹、菩提樹，或木棉、榔樹等高大的樹種。
在作者筆下，村社與田野景觀中，深褐色瓦頂隱於大樹樹冠之下，成為視覺焦點；河邊的榕樹、渡口、河堤上的木棉樹則成為標記人群落腳之處的空間座標，經年累月成為文化空間的組成部分。在河內，儘管田野要素已不復存在，大樹作為地標仍佔據空間，直到1990年代高層建築取而代之。
書中以還劍湖祠門前的木棉樹和“牛屋”榕樹為例，說明這些大樹如何成為城市中的地理座標。作者認為，城市中一批有名有姓的大樹，使河內的景象更具自然氣息。升龍—河內本身即由改造自然地形為聚居地而形成，大樹或生於自然的不確定，或出自人的栽種照料，配合街道的裁切與工程的組合，成為文化制度規劃的標記。
關於榕樹，作者提到距河內市中心約5公里的棟多丘。學者陳國旺在考察該地名時判斷，“棟多”之名1724年已入史冊，說明此前該地已有土丘，丘上榕樹紮根已久。今日榕樹遍佈各處歷史遺蹟，其生長快、樹冠大，枝根形態奇特，契合越南人對古蹟的審美，人們還為其附上“榕樹神、木棉鬼、菩提梟”的觀念。
書中還講述“牛屋榕樹”的來歷。研究者阮文淵記載，20世紀初爐德一帶擴展至錦會地界時，已有酒廠與獸醫學校，獸醫學校下方是菜園和空地，婆趙街（今趙婆街）街頭的韋爾肉店在此設養牛場，牛夜間關入圍欄，白天放牧吃草，待宰殺；養牛場緊鄰大路處有一棵古榕，因此這段爐德路得名“牛屋榕樹”。
作者寫道，爐德街有兩段清晰反映法屬時期規劃痕跡。從連接潘周楨、鹹龍、黎文休、韓詮的十字路口到阮公著十字路口，街道面貌更為寬敞，兩側種有樹幹筆直的雙排烏木樹，正是這兩排樹使爐德街因黑色高大樹幹的整齊節奏而聞名。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