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整整半个世纪，68岁的黎氏蜜四处奔走，寻找战友，但仍未能确定在战争中牺牲的四位兄长安息之地。
7月9日下午，黎氏蜜与烈士家属一同乘坐由永兴乡人民委员会组织的大巴，行驶30多公里前往建墙坊采集DNA样本，用于鉴定遗骸身份。
黄昏时分回到家，她到祭坛前为母亲和哥哥们上香，希望这次寻找能有结果。祭坛上，追授的越南英雄母亲黎氏七的证书与上士、烈士黎文恋的祖国记功证书并排摆放。
“母亲生前多次叮嘱我们三姐妹一定要找到哥哥们的安息之地。现在两位姐姐也已离世，母亲的遗愿仍未完成”，黎氏蜜红着眼眶说道。
她家有七个兄弟姐妹，以前住在革命八区河边的一间茅屋里，现在的永兴乡。这里通常是部队行军途中歇脚的地方。
大约十五六岁时，她的四位哥哥相继参加革命。每次行军路过家门口，他们只能匆匆看望家人便继续上路。
1965年，当时20多岁的黎文秋在美萩省盖贝县（现同塔省盖贝县）作战。“母亲说，他最后一次回家时提到认识了一位盖贝的姑娘，等打完仗就带回来见家人”，黎氏蜜回忆道。
那年年底，家里收到黎文秋牺牲的消息。一年后，他的哥哥、上士黎文恋也在18岁时牺牲。
1968年，黎文储在去开会的路上遭别动队伏击杀害。同年，黎氏蜜的父亲因炸弹去世。
在接连的失去之后，黎氏七仍然继续掩护、补给部队，并让两个大女儿参加火线民工。十四五岁时，黎氏蜜也划船卖玉米和西瓜，以掩护为革命力量运送大米、盐和日用品。
“每两三天我就划船出去一次。表面上是卖东西，实际上是在给部队送补给”，她说道。
最后一位哥哥黎文待，当时30岁，是宣平乡的乡队副，已有妻子和四个孩子。1972年，在一次出差途中，他被别动队杀害，遗体被送到一条沟渠边。
敌人随后通知家属去认领遗体。但担心出现会暴露革命基地、影响组织，亲属未能接他回来。因此埋葬地点也未能确定。
国家统一后，黎氏蜜一家多次前往烈士陵园，寻求政府帮助，并向退伍军人打听信息，但始终未能找到四位哥哥的坟墓。黎氏七和两个女儿随后相继去世。
根据家庭保留的线索，黎文秋牺牲在盖贝地区，但入伍年份、部队和军衔不详。其余三人据信牺牲在今天永兴乡的范围内，但安葬地点尚未确定。
永兴乡文化社会室副主任阮黄孝表示，以前黎氏蜜四位哥哥的档案由旧隆安省永兴县劳动荣军社会处管理。
经过合并和两级地方政府重组后，档案移交给了烈士亲属直接祭祀的乡。目前永兴乡管理着黎文恋（记功证书上的名字为黎文恋）和黎文待两位烈士的档案。
据阮黄孝称，确定烈士埋葬地点面临诸多困难，因为直接参与安葬的人大多已去世；一些遗体被炸弹摧毁，踪迹全无。经过数十年，埋葬地的地形和现状也已改变，使得准确定位更加困难。
西宁省内务厅副厅长邓玉草表示，多年来，地方一直支持家庭寻找烈士，特别是像黎氏蜜家这样有多位亲人牺牲的情况。
在正在开展的“500天日夜战役”中，该省优先为高龄亲属采集基因样本，以便及时收集数据用于确定烈士身份。
按照程序，警方采集亲属的血液或生物样本，保存并送往公安部及各合作单位的DNA鉴定中心，以便存储、分析并与烈士遗骸数据库进行比对。
省军事指挥部牵头成立专业队伍，对省内烈士陵园中身份不明的烈士墓进行发掘和生物样本采集。样本随后被送往专业单位进行提取、测序和DNA鉴定。
当亲属样本与遗骸匹配时，职能部门将通知家属。
西宁目前约有18500座身份不明的烈士墓。战役开展四个多月后，截至7月20日，该省已采集超过13300座墓的样本，完成率超过71%；其中超过10600份样本符合鉴定条件。
“样本采集、测序和基因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工作量巨大，因此需要大量时间”，邓玉草说。
被采集DNA样本给黎氏蜜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些天，除了照看家里的柴堆，她偶尔会望向马路，看是否有人带来信件或职能部门的消息。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闭眼前知道哥哥们在哪里，这样子孙后代还能扫墓、照料”，她说。
黄南
（编译：Jon ；审校：Suki；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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