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於3月23日舉辦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愛國志士潘周楨：思想、生平與事業”，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回顧歷史遺產的機會，這份遺產並未在歷史中終結，而是繼續在當今生活中發揮作用。

分享會上，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原副校長黎友福博士表示，潘周楨在西貢的9個月時間（從1925年6月至1926年3月）凝聚了這位愛國者的“最後遺產”。

當時，西貢-堤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居民結構包含各種成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日益顯現其作用。

潘老的迴歸恰逢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潮流已被接受並在民族運動中廣泛傳播，同時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初步滲透到工人運動和愛國運動中。

黃叔抗將1925年底的兩場演講視為“先生的絕筆，也是先生最後囑咐我們兄弟的遺囑”。

在那裡，潘老斷言任何民族若想與世界各民族競爭，“不僅純靠力量，還必須以道德為根本”，指出“我國的國家倫理自古以來只侷限於君臣之間，不談民與國”的現狀，並呼籲“懷著愛國心，互相維護、互相幫助，以拯救我們未來的名譽和權利”。

1926年3月24日21時30分，潘周楨先生停止了呼吸。他的遺體保存了10天，足夠各省代表前來弔唁並參加於1926年4月4日舉行的葬禮。

作者阮金定的作品《志士潘西湖歷史全編》（1927年）寫道：“從潘周楨逝世到出殯之日，他家門前總是擠滿了前來祭拜和守喪的人，老少、貴賤、貧富，無一遺漏。

中、北部來的人很多，六省上來的人也不少，幾位對他有感情的華商也來弔唁，哀悼詞整天讀不完，在香案前俯伏的人一刻不停，越南民族對他的愛戴之情，想必也配得上他愛護越南民族的那份心意。”

政治學院第三區域原民族與宗教系主任阮文明副教授認為，在潘周楨的思想體系中，一場徹底革命的最終目的必須是民生、民主、民權問題，因為如果恢復了國家而沒有實現這些目的，對人民來說也不是幸福。

因此，民成為中心範疇，民智、民氣、民生、民主、民權等內容被確立為核心支柱。

明先生認為，考察實際情況時，潘周楨很早就認識到當時我國民智水平還太低，因此只應集中開民智以倡民權，因為一旦“民知有權，則其他事皆可謀劃”。

正因如此，開通民智是首要任務，因為只有為民眾開啟關於學識、文化、科學、技能和公民意識的智慧，才能振興民氣並邁向真正的當家作主。

基於這一觀點，潘老堅定自立自強的道路，反對求援思想，因為如果依賴外力，則“國民同胞仍是馬背，只是換人騎而已”。因此根本道路必須是“喚醒人心，合群合社，開民智，振民氣，厚民生”。

這些思想通過具體行動得以展開，如設立教授西文和國語字的學校，創辦商會、農會……公開運動，堂堂正正地聚集民眾進行演講，開啟認識。

IRED研究院院長簡思忠博士認為，如果將潘周楨的思想置於21世紀，其最大價值之一在於通過“實學”道路的“啟蒙、解放”精神。

他認為，如果教育只停留在職業教育，實際上還不夠，因為更深層、更具決定性的正是解放教育——在這裡，人們不僅為工作而學，而且為理解自己、理解生活並主宰自己而學。

在那裡，據忠先生理解，解放被理解為“啟蒙與解放”，是將真理、公義、自由、真相和仁愛之光帶入人心的過程，使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對錯、真偽、善惡。

如果未被啟蒙，人容易陷入無明、教條、幼稚的狀態，被引導而不自知。反之，當被啟蒙時，人可以形成自主能力——自由人的基礎。

置於數字時代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忠先生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警告：當今人類可能還來不及解放就已……被操縱。當信息氾濫、流暢、有說服力但缺乏真相時，風險不再是缺乏知識，而是缺乏分析、驗證和辯駁的能力。

正因如此，自力解放比不讓自己被“縫合”在封閉的思維體系中更重要；知道開放，接納多種視角，並願意挑戰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由此，忠先生強調了一個直接延續潘周楨精神的命題：“每個人都必須是照亮自己的啟蒙之燈”。在一個知識不再稀缺但真相容易被幹擾的世界裡，自我解放的能力正是幫助人們不被捲入4.0垃圾或數字時代“毒品”的疫苗。

因此，學習不僅是為了有職業，更是為了成為自由的人，生活投入而自在——這正是潘周楨的解放精神在當今人工智能時代繼續存在的方式。

目前，全國有多處愛國志士潘周楨紀念區，其中包括位於胡志明市新山一坊的潘周楨墓紀念區。

據胡志明市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文化學系主任潘英秀副教授稱，這裡目前是與20世紀初民主維新運動相關的歷史記憶空間。

在那個空間中，諸如“開民智，振民氣，厚民生”的思想被保存為一種活的價值觀，能夠與當下對話。

同樣據他介紹，墳墓和紀念堂得到維護、修繕和發揚價值，正是讓這些思想不被禁錮在過去，而是成為社會生活中持續流動的方式。

通過紀念、上香、頒發獎學金、演講、藝術表演等活動，這些價值觀得以宣傳、推廣並轉化為認識和行動，創造歷史與當下、遺產與社區之間的聯繫。

潘周楨研究院代理院長陳德景博士認為，潘周楨應被視為一位具有長遠眼光的維新思想家。

他將開民智作為基礎，因為一切可持續的變化都必須從人開始。他堅持通過教育、文化和提高認識來改造社會，堅信只有當民智得到開啟時，國家才能真正轉變。

同時，他早在現代政治思維中提出了民權問題，指向一個人民權利得以確立和保障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