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需要從“為未來制定一份規劃”的思維轉向“設計一個能夠適應未來的系統”。我稱之為“城市操作系統”。
從“遺傳密碼”到“操作系統”
在文章《為宜居城市構建遺傳密碼》中，我曾建議確定城市需要世代守護的“遺傳密碼”：生態系統、河流水系、遺產、生活質量、抗災能力以及安全閾值。
但城市不僅需要DNA，它還需要一個控制系統來應對變化。DNA告訴我們城市需要保留什麼；操作系統則決定城市如何運作、如何決策以及如何改變。
因此，100年規劃並非一成不變的規劃。100年願景需要分層組織：100年用於願景和基礎價值觀；20-30年用於空間結構和基礎設施；10年用於戰略；5年用於優先項目；每年進行評估和調整。一個好的規劃不是能夠準確預測一切的規劃，而是在預測不再準確時能夠創造適應能力的規劃。
發展到最優閾值，而非最大極限
不能對所有區域採用相同的發展強度。有地鐵、公共交通、學校、醫院、公共空間和基礎設施完善的地方可以容納更高的強度；基礎設施有限或生態價值高的區域需要受到控制。
因此，問題不應只是“能建多少層高？”，而應是：“這個區域能夠容納多少發展強度，同時仍能保障交通、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活質量？”需要從“發展到最大程度”轉變為“發展到最優閾值”。
TOD不僅僅是在車站周邊建高樓
當胡志明市發展城市鐵路和TOD時，這一點尤其重要。TOD不僅僅是圍繞車站建造高樓，而是基於公共交通可達性重新組織城市結構。
當像平兆這樣的鐵路和多種交通方式樞紐形成時，問題不僅僅在於建多少層，而在於將生活空間、交通、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土地價值連接成一個系統。基礎設施必須創造發展能力，而發展必須反過來產生資源以升級基礎設施。
規劃必須成為創造資源的工具
新基礎設施通常會創造新的土地價值。因此，規劃必須與土地管理、城市財政和土地增值捕獲（即土地增值的調節和開發利用）相連接。
可以想像這樣一個循環：
投資基礎設施→提高可達性→土地增值→回收部分增值→再投資基礎設施和公共空間→繼續創造新價值。
屆時，規劃不僅分配空間，更成為創造和調動發展資源的工具。
5E——城市決策的過濾器
我曾提到5E原則：生態-經濟-公平-效率-參與。5E可以成為城市重大決策的過濾器：
生態：是否保護生態系統和抗災能力？
經濟：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源以促進發展？
公平：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分配？
效率：土地和基礎設施是否得到有效利用？
參與：居民、企業和相關方是否能夠實質性地參與？
這就是城市增長與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區別。
自上而下的規劃與自下而上的營造
一個大城市不能僅靠一張城市層面的地圖來營造。總體規劃需要確定整體結構，但坊、鄉和社區最瞭解各自區域的問題、潛力和需求。因此需要“自上而下規劃、自下而上營造”的機制。
城市確定願景、結構、原則、閾值和骨架基礎設施。地方則具體化空間、需求、機會、項目和資源。
居民和企業參與批評反饋、共同營造、投資和監督。
“城市操作系統”需要四個層次
一個城市操作系統至少需要四個層次：
1. DNA – 核心價值觀：必須世代守護的東西。
2. 規則 – 原則和閾值：哪些區域可以開發、開發到什麼程度以及在什麼條件下。
3. 數據 – 數據和指標：城市相對於目標和閾值的變化情況。
4. 反饋 – 反饋和調整：當現實與預測不同時，政策和規劃應如何調整。
可以參照下圖：
這不是“制定規劃→批准→實施”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持續適應的循環。
規劃必須“可衡量”
一個操作系統要運行必須有數據。城市需要一個監測系統，瞭解人口、密度、基礎設施、綠色空間、服務可達性以及哪些地區正接近承載閾值。當一個指標超過閾值時，系統必須發出信號以便調整政策。規劃因此成為一個過程：
觀察→評估→決策→實施→衡量→調整。
從地圖到每個地塊、每座建築
好的規劃必須能落實到每個區域、每個地塊和每個建築：總體規劃→城市結構→開發區→分區規劃→項目→地塊→建築。
在每一級都必須回答：發展什麼？在哪裡？規模多大？基礎設施能否滿足？誰投資？資源從哪裡來？
這時，規劃與城市管理、土地經濟、投資和建築工程相遇。規劃不僅要塑造城市形態，還必須設計一個可運行的發展系統。
胡志明市100年需要這樣一個“操作系統”。
一個世紀太長了，無法準確預測未來。但今天就可以決定：必須尊重河流水系；必須保護生態系統；公共交通必須成為基礎；發展必須與基礎設施能力相匹配；土地增值必須為城市創造資源；居民必須參與；所有區域必須在適當的閾值內發展。
因此，胡志明市100年不需要一成不變的地圖。這座城市需要一個可持續的結構、一套清晰的“遺傳密碼”和一個足夠靈活的“操作系統”，讓每一代人繼續創造未來，而不破壞前人留下的價值觀。
一個長存的城市不是不變的城市，而是能夠在變化中不失去自身特色、抗災能力、公平和生活質量的城市。
“不是為後代做決定，而是給他們一個足夠好的結構、足夠明確的原則和足夠靈活的系統，讓他們自己去創造未來。”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