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到，财神到”，英诗看到“常客”——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时欢呼起来，这位顾客通常会买十几张彩票。但这次，他默默走开了。
英诗的脸色沉了下来。她的母亲——阮氏清（44岁）——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失望。她载着女儿换到另一家更热闹的店。母女俩分工——复杂的啤酒摊由阮氏清负责，而英诗则穿梭于咖啡馆之间。
“最好的日子是别人买得多，不赶我们走”，英诗总结道。
6岁时，阮氏清因为女儿没有出生证明，无法送她进入任何一所小学。英诗开始跟着母亲从早到晚卖彩票。她很快就熟练了。客人常常买她的彩票比买母亲的还多。有一天她领了250张，一个早上就卖完了，还额外收到10万越南盾的小费。
而在同龄朋友开始学习读书写字时，英诗只能叫出几种颜色的名字。她的第一个计数系统是从10开始——一张彩票的面值。
为了让女儿未来有所不同，阮氏清将英诗送入平寿发展中心——位于胡志明市守德郡，一个为贫困、无家可归和流动儿童提供教学和社会融入支持的机构。
英诗被接收，成为该中心32名在法律上处于悬空状态长大的孩子之一。但这里只教到五年级。之后，学生必须进入“校外学校”——那里出生证明仍是入学的必要条件。阮氏清不想让女儿的命运像自己一样漂泊，她继续为女儿奔波证件，但困于“外籍新娘”的过去而无果。
出生证明是孩子全面接触教育、医疗和司法系统的入门券。根据户籍法，亲属（父母、祖父母等）或正在抚养该儿童的个人、组织有义务在儿童出生后60天内为其办理出生登记。
越南属于出生登记率较高的国家之一，2024年达到96.6%，但仍有部分儿童没有身份，原因是家庭登记迟或父母存在法律障碍。
“这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司法部户籍管理局副局长壬玉显评价道。据他所说，难以办理出生登记的儿童通常涉及跨国婚姻、移民子女，或流浪、无依无靠、身份不明的儿童。
“过去那个‘外籍新娘’
“打掉吧，以后办不了证件，你怎么养孩子？”阮氏清听到父亲在电话里语气严厉地说。这位父亲曾是后江省（今属芹苴市）的村干部，他了解当女儿的婚姻史过于复杂时，在办理户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麻烦。
“孩子生下来就养着吧，就剩她一个了。证件能办到哪算哪”，电话这头，当时34岁的阮氏清央求着保住这个已成形6个月的胎儿。这是她唯一还希望能保住的孩子。
阮氏清属于1994年至2000年间与台湾丈夫结婚的超过3.2万名越南女性之一。在国外近10年，她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婚姻破裂。夫妻俩签了离婚协议，但没有去法院办手续。她把三个孩子留给丈夫，自己去马来西亚打工，然后在约2011年回越南前遗失了所有个人证件和离婚证明。
“身上除了名字什么都没有”，她回忆道。
得到援助回国后，阮氏清在胡志明市打工，然后遇到了阮文幸（59岁）。2016年底，她怀孕了。那时她才得知交往的对象尚未与妻子离婚。家里不接纳阮文幸。阮氏清躲在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里，不敢回家。
她父亲不想她留下这个孩子。
预产期前一个月，父亲再次来电，这次语气轻柔些：“回来生吧，让我见见孙辈，我就剩你了，见一面我死也开心。” 2017年7月底，她独自回乡，在后江综合医院剖腹产。没有征求阮文幸的意见，她让孩子随母姓。
她父亲——那个曾反对这个孩子的人——现在忙前忙后地照顾她，从医保、术后恢复到出院。与此同时，他正与晚期糖尿病作斗争，内脏衰竭，视力逐渐模糊。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尽力完成给孙辈办出生证明的事。6个月内，他4次往返行政机关，但未能成功。2018年2月，他去世，未能实现心愿。
责任落到了阮氏清身上。但英诗的出生证明逐渐陷入僵局。
8年来，她带着孩子的出生证明、自己的身份证，唯独缺了离婚证明，4次往返行政机关。前三次，她让英诗随母姓，自称单身母亲，希望档案能按仅登记母亲信息的方式处理。最近一次是2025年2月，她不得不求助“下策”，请亲戚认养英诗为养女。然而，这个办法也未成功。
所有的交涉都以“涉外因素”四个字告终。因为阮氏清无法证明自己已离婚，在证件上，她与台湾丈夫的婚姻仍然有效，因此英诗被视为该婚姻存续期间的婚生子女。按照规定，出生证明必须登记父亲信息为那位台湾公民，尽管阮氏清在两人分手多年后才怀上英诗。户籍官员担心纠纷风险，担心前夫回来申诉。
“回越南15年了，还有什么牵连呢”，母亲无奈地说。
越南妇联对返乡移民妇女的研究显示，许多人回国时带着类似阮氏清的法律难题和心理负担。
截至2023年11月，越南有18244例涉外国婚姻登记，其中约89%为女性。返乡时，44%的女性已离婚但未携带离婚证明，30%未完成离婚手续，需回国后继续处理。许多情况下，她们的孩子仍未获得出生证明或国籍未定。高达70%的儿童未登记，居住状况不明。
阮氏清表示，之前的婚姻证件都由台湾前夫保管。户籍官员建议她联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驻胡志明市）以设法补充。但她回避重提往事。
“现在他大概有新老婆了，我打过去就……”她欲言又止。
另一个可能解决孩子出生证明的人是阮文幸——那位“信念上的父亲”。近十年来，他与阮氏清同居，共同照顾英诗，尽管两人未登记结婚，且他本人也未在文件上与前妻离婚。
“必须和女儿在一起，让她知道自己也有正式的父亲”，他吐露心声。
“现在办不了出生证明，以后她怎么找工作？”阮文幸焦急地说。
一次，听父母讨论办出生证明的事，谈到DNA鉴定时，英诗跳起来问。阮文幸含糊地解释说那是证明父子血缘关系的方法，也是使“做父亲”身份合法化的方式。
听完父亲的解释，英诗犹豫地说：“肯定很疼，我不去。万一不对怎么办。我希望爸爸是我的爸爸，不是别人。”
据司法部的壬玉显表示，像英诗这样被认为是合法婚姻期间出生的孩子，如果实际父亲想认领，则亲子关系的认定属于法院管辖，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其中，DNA鉴定是确定血缘关系的方式。法院受理、审理并作出判决或裁定确定父子关系后，户籍登记机关将据此按父母信息登记出生证明。
然而，确定“生物学父亲”给阮文幸及其家庭带来了信任风险。
如果英诗确实是他的女儿，他想象有一天孩子长大后问“为什么爸爸不相信我到要验血的地步”。相反，如果结果否定，他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多年来像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和爱护英诗的时光，以及那个与他同居十年的女人。
与英诗不同（有出生证明作为依据），范玉莲（13岁）和范玉梨（11岁）在“无纸”状态下成长，这种循环从母亲延续到孩子。
“无纸”
“不寄钱回来我就撕掉孩子的所有证件”，范氏玉秋（41岁）听到婆婆在电话里威胁。她急忙借钱，从胡志明市坐车回同塔省，那是2015年。
自从丈夫去世后，她与夫家关系因金钱冲突而不和。处理完后，她与夫家断绝关系，带着两个女儿——2岁的范玉莲和4个月大的范玉梨——返回胡志明市。母女三人的行李只有几件衣服、尿布和刚去世丈夫的遗像。最重要的出生证明——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的依据——已经没有了。
“妈妈没有证件已经够苦，现在轮到孩子了”，她说。
范氏玉秋不知道是谁生了她。从记事起，她就和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奶奶住在金边（柬埔寨）的一间木屋里。她没上过学，每天跟奶奶去市场做买卖，有时看咖啡摊，然后在越南人聚居区遇到了丈夫。
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没有登记结婚，因为范氏玉秋没有证件。大约2010年，她回同塔省探望丈夫老家，然后发现怀孕。两人决定搬到胡志明市找工作。
丈夫有身份证明，做什么都容易。夫妻俩在福隆A坊（今福隆坊）租房，生了两个女儿，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出生。他们安稳地生活，直到2015年丈夫被发现患有晚期癌症。
当小女儿梨4个月大时，丈夫去世了。
范氏玉秋成为单亲母亲，十多年来在经济和法律上失去支撑，艰难抚养两个女儿。
只要早上母亲沉默，不催姐妹俩起床，而是悄悄进厨房做饭，莲就知道自己又要休学一段时间了。
没有一张证件在身，姐妹俩无法进入小学，范氏玉秋只好送她们去上识字补习班，和一年级学生一起学认字，但只能坚持七八个月，然后因为负担不起费用而辍学。
家庭的主要收入是每天20万越南盾的纸袋包装工钱。晚上，范氏玉秋请邻居照看孩子，自己去附近粿条店洗碗，多挣6到7万越南盾。而两个孩子的学费每月约150万越南盾——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还不包括书本、学习用品等附加费用。
“我还是希望让孩子上学，以后有个稳定的职业”，范氏玉秋倾诉道。
在守德地区上了五六次补习班后，去年，莲和梨终于在平寿发展中心稳定下来。在那里，两个孩子重新翻看二年级的越南语课本，而她们的同龄朋友已经在上八年级和六年级。
为了让两个孩子有出生证明，首先必须解开母亲这边的“结”。
司法部的壬玉显表示，对于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户籍机关通常需要核实其来源，并完善母亲的法律文件，按照“先有母亲后有孩子”的程序办理。
然而，范氏玉秋是跨境移民，没有证件，这使得完善母亲法律文件的工作变得复杂。因此，另一种途径是调取莲和梨在医院出生证明的摘录副本，优先解决孩子的证件问题。
据壬玉显称，许多家庭迟办出生登记是因为出行困难、忙于生计或缺少相关证件（如居住、婚姻、身份证明）。此外，调取出生证明摘录副本可能因医疗档案保管期限规定（有些不超过10年）而受阻，导致手续延长。
范氏玉秋曾考虑办理收养手续以完成出生登记，但作为亲生母亲，她感到痛苦。每次提到这件事，莲都会哭，而梨则回避她的目光。
“没了爸爸还有妈妈，她不肯离开我”，她说。
狭窄的未来
如果到五年级结束时仍办不了出生证明，英诗将彻底辍学，和母亲一起去卖彩票，然后等长大一点再学手艺。莲和梨也可能被迫从事“无需身份证明”的工作，像母亲一样。
对于没有证件的孩子，生病或小事故也是父母的恐惧，部分是因为担心孩子，部分是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而面临的高额医疗费。
范氏玉秋难忘大约4年前梨因下巴深处划伤而紧急就医的经历。孩子没有医疗保险，医疗费很高，她几乎破产。这位母亲不得不卖掉好心人赠送的摩托车来支付800万越南盾的医疗费。
“每天都默默祈祷两个孩子不要生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知道能依靠谁”，她担忧道。
平寿发展中心主任黎氏玲——英诗、莲、梨正在那里学习——表示，没有证件的孩子无法建立学籍档案——这是确认学习过程和结果的依据。因此，孩子们的上学仅限于“认字”水平。此外，他们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和公立医疗服务，生病时面临高风险。
“没有证件，许多孩子早早地从事卖彩票、做小工等自由职业，面临被剥削的高风险”，黎氏玲担忧道。
为帮助解决孩子们的证件问题，自2023年起，学校与守德市社会民生中心合作，每年举办两期证件办理支持活动，力争在5年学习期内完成档案。但到目前为止，成功案例仍然很少。
壬玉显表示，司法部经常要求地方定期检查和统计未登记出生证明的儿童，并主动解决。对于超出权限或长期受阻的情况，乡坊级需向司法厅和户籍管理局报告以寻求处理方向。
在胡志明市，市儿童权利保护协会常务副主席范庭迎表示，2024年该市已核查近600名缺少证件的儿童，解决了444例。其余案例继续跟进和解决。他认为，需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继续简化、灵活化手续，同时建立“先享受服务，后完善证件”的机制，确保孩子仍能上学、就医和享受基本服务。
“不能让证件成为将儿童落在后面的障碍”，他说。
“如果不能再上学，我怕英诗可能像她爸爸一样在法外长大”，阮文幸谈到女儿的未来时声音低沉。
1982年，他15岁时离开永隆省来到胡志明市。他靠暴力生存，然后入狱，后来以泥瓦工的身份重新做人。他不想女儿落入自己这样的境地。
“如果英诗有证件，以后至少还能当个工人”，阮文幸说。
范氏玉秋仍有一个最后的选择来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户籍法允许父亲、母亲信息留空，将孩子归为“父母未确定”的情况。但她不想让孩子在文件上成为“孤儿”。目前，她努力从医院调取出生证明摘录副本，同时设法为自己办理身份证明。
因为她希望孩子不仅有出生证明，而且是一份完整的、包含父母双方姓名的出生证明。
（*）人物姓名英诗、阮氏清、阮文幸已更改，以保护人物身份。
文中使用孩子们的照片已获家庭同意。
内容：冯仙 - 黎阮
摄影：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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