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会11月10日就《规范性法律文件法》草案进行讨论，多名代表围绕法律安全、立法程序纪律、技术应用和权力控制等问题提出意见。讨论集中在草案授权范围、法律效力层级以及立法过程中的监督机制。
来自嘉莱省的代表黎黄英从法治国家角度提出，草案在三个权力层面——立法权、预算决定权和颁布下位规范性文件权——的控制机制仍未跟上实践要求，尤其难以满足保障国家法律安全的需要。他指出现行草案有三处未紧扣宪法依据：允许国会常委会调整具有基础性的法律（如《刑法》），而宪法只允许以法律限制人权；草案缺少对税收、预算、公共债务等领域的排除清单；以及规定一年效力期限却允许延长适用至法律生效为止。
黎黄英建议删除“具有基础性的法律”这一表述，并补充对犯罪、刑罚、限制权利、税收、预算分配、公共债务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的排除清单。他还提出，若决议未能在最近一次国会会议上获得批准，应当然失效；同时建议补充预算、公共债务、公共投资等按专门法律程序颁布的决议类别，以符合宪法。他认为草案第48条仅用一句话授权政府自行规定颁布程序，容易产生利益集团问题，因此需要将影响评估、独立审定等环节法律化。
来自岘港市的代表阮飞雄对草案允许《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五部大法具有支配其他法律效力的规定表示担忧，认为这与宪法第119条存在矛盾，也与草案关于效力等级和专门法优先原则相冲突。他建议修改第5条第7款，仅将其视为审查正统性的原则；若其他法律有特殊规定，须说明理由由国会决定。
阮飞雄还建议补充对未被采纳意见的强制报告解释机制，尤其是来自政府监察总署和公安部的警告；同时具体化对按程序、无谋私的参谋起草干部和公务员的免责机制，并恢复将执法总结报告作为审定档案的必备材料。来自河内市的代表谢廷诗则援引政治局第66号决议，建议试点政策机制在3年期限（最多延长3年）之外，在空间和对象上保持灵活，并与创新免责相结合，同时补充政策反应机制，明确主管机关在发现实践不足时必须审查并提出修改的期限。
来自胡志明市的代表范仲仁对人工修改条款导致干部和民众查询法律时产生混淆表示关切，提出三项技术解决方案：学习爱沙尼亚模式，将合并文本建立为结构化数据，每个条款具有持久标识码，各版本经认证签署并明确生效时间；补充规定在替换、合并文本时必须建立相应附录，以数字数据准确指引旧条款在新文本中的位置；建设用于立法的共享人工智能平台，供审定机关和代表平等访问，保障法律质量控制工具。
越南中文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