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指控,行贿获取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数量高达686家诊所和药店。这一数字出现在河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行贿、受贿和中介贿赂案件中,该案发生在河内市卫生局私人医疗药品执业管理科。
暗箱操作的“许可证”价格表
在16名被告中,有11人原为河内市卫生局的干部和职员。其中,私人医疗药品执业管理科有8人被审判,包括原科长阮文德、原副科长苏子英和陈氏白玉,以及多名专员和干部。此外,还有卫生局司机杜尹进、局办公室专员吴氏红芳,以及多名从事私人医疗药品执业许可证申请服务的中介。
河内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起诉书显示,在转账、感谢信和通知检查日期的电话背后,是一条连接数百家私人医疗机构与负责审核和颁发许可证人员的中介链条。
根据规定,要获得诊疗活动许可证或药品经营条件合格证,医疗机构必须满足一系列关于人员、设施、设备和专业流程的要求。提交的申请材料需经过多个环节,从窗口部门接收、材料审核、现场检查到签字并报领导审批。
理论上,这是一个旨在确保只有满足所有条件的机构才能获准运营的流程。但根据起诉书,多年来,这一流程已变成“有偿服务”,通过中介进行买卖。许多诊所和药店业主在条件不达标或希望缩短等待时间时,便寻求中介服务。由此,一套暗箱操作的“许可证”价格表逐渐形成。
根据起诉书,为获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费用通常在1500万至2000万越南盾之间。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费用在3000万至5000万越南盾之间。诊疗活动许可证的费用通常在6000万至7000万越南盾之间,甚至更高。收到款项后,中介会联系参与审核的人员,请其“提供便利”,如提前通知检查日期、指导完善材料、减少错误记录或忽略现场发现的违规行为。
检察院认为,这些行为削弱了国家对医疗领域的管理效力,为不符合条件的机构获准运营创造了条件。

686家机构花钱“跑”许可证
根据案件档案,从2021年至2024年,有7人从事私人医疗药品执业许可证申请中介活动。该团伙被认定从河内市的686家机构处收取了超过86.7亿越南盾。其中,最活跃的两名中介是阮氏碧和裴兰英。这两人被指控从473家私人医疗机构收取了超过52亿越南盾。
案件还显示,一些不直接从事专业工作的员工也扮演了中间人角色,参与收取和转交审核组的款项。其中,卫生局司机杜尹进被指控多次从中介处收钱,然后在实际审核前转交给审核组成员。根据起诉书,原副科长苏子英通过这名司机的账户间接收钱多达79次。
在窗口部门工作的办公室专员吴氏红芳也被认定参与从中介处收钱并转交给审核干部。每次“协助”,芳获得报酬50万至100万越南盾,总获利约1.8亿越南盾。杜尹进还被指控在转交款项给工作组前扣留了数千万越南盾。
在科室领导层中,原科长阮文德、原副科长苏子英和陈氏白玉被认定共收受近14亿越南盾。其中,苏子英被认为收受最多,超过13亿越南盾。除领导层外,多名直接参与审核组的专员也被指控收钱以忽略违规行为。根据案件档案,被告阮氏辉从2022年3月至2024年底,从中介处收受近17亿越南盾,为258家药品零售机构“提供便利”。被告杜庭龙被指控收受近3.2亿越南盾,为56家机构快速办理许可证。
许多行贿者未受刑事处理。根据起诉书,调查机关未对数百名行贿的诊所和药店老板进行刑事处理。检察院认为,这些人处于被动心理,担心被刁难或材料被多次退回,因此不得不花钱以推动事情解决。此外,他们如实供述、配合调查,故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约30名来自配合单位(如检验中心、郡县卫生站)的干部收到了“感谢”红包,但被认为在审批过程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获利金额不大,因此也未受刑事处理。
(编译:张悦 ;审校:Woo;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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