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3日下午,法院开庭审理17名被告涉嫌贪污财产及在执行公务中滥用职权的案件,该案发生在南诏公司(公安部安全工业局下属的100%国有独资企业),庭审继续进行质证环节。
下午的法庭调查部分重点澄清与审讯椅、武器柜、业务档案柜及公安部门使用的多种设备生产合同相关的违规行为。
其中,黎进贵(X30工厂前厂长)多次提到阮文兴(南诏公司前董事长)打电话催款的情况,以及用于“公关”的资金来源形成过程。
“想获得生产权就必须抬高价格”
在法庭上,黎贵供称,3000多把审讯椅的生产是遵照阮文兴的直接指示进行的。
据供述,虽然X30工厂被指定执行合同,但实际上缺乏机器和人手自行生产,因此不得不外包给外部企业加工。
和龙公司负责在同奈完成切割、弯曲、焊接椅架,然后运回X30进行精加工、组装和交付产品。
然而,据黎贵的供述,阮文兴从一开始就要求抬高生产成本以产生差额资金。
“阿兴指示收取10%到13%,此外还要求额外拿出约50亿越南盾,供阿兴和董事会送礼、用作公关费用”,黎贵在法庭上供称。

根据起诉书,尽管明知X30不具备直接生产审讯椅的条件,阿兴仍将该任务交给这家单位。作为交换,如果X30想获得生产权,必须将每把椅子的成本提高到约1900万越南盾,以提取差额用于“公关和补贴”。
按照这一方针,大量文件被制作以合法化成本。和龙公司签署了价值超过220亿越南盾的物资合同,而实际成本仅约100亿越南盾。数十名普通工人也被列入档案,虚报工资超过26亿越南盾。
根据起诉书,仅生产3079把审讯椅的合同就造成了近170亿越南盾的损失。
六次带钱进上司办公室
黎贵供称,收到加工企业和物资供应商的钱后,他是直接管理和按照阮文兴的指示支出的人。
今天下午在回答提问时,黎贵详细讲述了6次直接交给阿兴共计约48亿越南盾的情况。每次交钱都始于上级的电话。
有时阿兴打电话通知有领导团或检查组要来工作,要求准备几亿越南盾用于“公关”。
有时企业前一天刚汇出差额款,第二天阿兴就打电话要求立即送钱过来。
“那家企业与阿兴合作多年,所以他们前一天付款,第二天阿兴就打电话向我要钱”,黎贵供称。
据供述,每次金额从5亿到20亿越南盾不等。
当审判长问及为何明知违规仍然执行时,黎贵回答说自己作为下属必须服从指示。“上级指示,下属必须服从,违抗就会受到纪律处分”,被告说。
黎贵还供称多次被催要钱,尽管还没有收入来源。有一次他说没钱可送,阿兴立即要求“随便签一份合同拿钱出来”。
“阿兴说如果没有钱就撤职”,黎贵在法庭上陈述。因不堪压力,有时他不得不拿自己的钱交给上级。有一次,黎贵准备了20捆钞票,每捆100张50万越南盾面额,共计10亿越南盾,然后送到X30工厂阿兴的办公室。
“我把钱交给阿兴时,他数了钱然后拿进休息室存放”,被告供称。
据供述,6次交钱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钱被分成一沓一沓,装在塑料袋或皮包里,然后送到阿兴办公室。阿兴收到后都亲自清点,然后锁进自己的房间。
患肝癌仍要飞往河内交钱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次交钱是在2022年底,当时被告发现肝脏肿瘤,医生已安排手术。
然而,据法庭供述,阿兴仍接连打电话并发传票要求被告到河内送“公关费”。
“我收到了3张传票。那时已经准备手术了,但还是得送钱过去”,黎贵辩解道。
据被告称,这次金额是5亿越南盾,被分成多沓50万面额的钞票,放进工作皮包里。
从胡志明市飞往河内后,黎贵将钱送到南诏公司阿兴的办公室。
“交完钱我就去机场返回。到了机场,我痛得厉害,直接去了医院急诊室做手术”,被告陈述。
除了直接交给阿兴的48亿越南盾外,黎贵供称剩余的钱用于按照指示开展其他活动,如春节礼品、接待客户、产品验收,或转交给南诏公司的一些干部用于“公关”。
柜门把手被虚抬近4倍价格
同日,审讯委员会还质询了潘红银,X30工厂计划经营部前员工。潘红银供称受阮文兴指派联系物资供应商并完善合同文件。
据供述,联系陈武庆的工厂购买柜门把手时,实际价格仅为每套5100越南盾。然而,根据阿兴的指示,合同价格被抬高至每套超过18000越南盾。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合同每套柜门把手被虚抬至超过19000越南盾,几乎是实际价格的4倍。
根据起诉书,仅购买超过25000套柜门把手的交易,价值就被虚抬超过3.38亿越南盾。
(编译:Eric;审校:Fang;来源:越南中文社yuen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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